政治参与，从本质上讲是普通公民通过发起政治运动、组建政党、参与投票选举等方式，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决策过程，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政治行为。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1]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紧密相关，适度有效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首要构成部分。缺乏政治参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缺少信息输入，无法对公民的政治诉求进行回馈，因而面临崩溃的潜在威胁。民主化是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精英垄断转向由大多数公民分享的过程，这种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国内政治参与规模扩大的过程。研究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是分析处于民主化进程中国家政治现象的重要切入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大批非民主国家开始向民主政体转变。在泰国，1988年执掌政权近10年的威权政体领导人炳·廷素拉暖辞职后，文官宪政战胜了军人威权统治，成为泰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泰国的民主化开始了较为深入的发展。在泰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开始挑战并压倒传统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政治权力。这一时期，泰国向民主转型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推动了泰国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就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一 对泰国民主转型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开始向民主政体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下阶层政治参与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泰国中下阶层力量的崛起表现为前“电信大王”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的崛起。自2001年以来，受到北部、东北部农民和城市贫民支持的泰爱泰党及其继任政党在选举中接连取胜，深刻反映了中下阶层政治力量的觉醒。泰国王室的至高权威、军队的独特地位、脆弱的民主制度、他信及其政党的崛起、2006年以来持续的政治动荡，使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泰国民主转型及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化推动了泰国的民主发展

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促进泰国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亨廷顿指出，国际环境对“第三波”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有利于形成“滚雪球”或“示范效应”，从而带动一国的民主发展。^[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通过经济、政治压力来助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席卷东南亚，美国在这一地区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来推进民主。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都有美国支持的推动“颜色革命”的组织在活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亚洲相邻国家的民主化也蔓延到了泰国。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削弱了军队在泰国的地位，从而有利于泰国的民主化进程。尤克力斯特·帕思曼德（Ukrist Pathmanand）通过对泰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三类主要行为体的分析，阐述了全球化与民主发展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泰国的公民社会取得了很大规模的发展，已经有能力挑战旧的社会政治秩序。^[3]

然而，“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有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多方面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对国内民主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样的，其间的因果机制并不明晰。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对民主发展有抑制作用。全球化在带动泰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使其经济过于依赖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敦促泰国实行对其不适合的民主化，加重了政局的动荡。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操控也增加了泰国国内仇视西方的情绪，反而制约了泰国的民主化进程。^[4]复杂且并不确定的因果关系，使全球化的解释力受到怀疑。

（二）他信的民粹主义政策推动泰国民主转型

帕苏克·帕奇特（Pasuk Phongpaichit）和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在他们的文章《他信的民粹主义》中称，他信的民粹主义政策是对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贫民诉求的回应。这一政策主要照顾的是农民的利益，因而引发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满，也因此逐渐产生了支持他信和反对他信的对立的政治势力。^[5]他信为响应在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中逐渐形成的农民大众的政治诉求而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激发了农民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5]周方冶也认为，他信执政期间的草根惠农政策在使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