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界河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尤其是中国作为拥有跨国界河流数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跨国界河流问题对于中国周边关系和周边安全构建的影响正在日渐凸显。但是，在我们深入分析跨国界河流问题时就会发现，中国周边地区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严重性在区域上存在差异，例如，中俄之间的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严重程度低于中印之间的跨国界河流问题；同时，即便是在同一条跨国界河流，不同时间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同，例如在澜沧江—湄公河上，2010年湄公河四国（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曾与中国发生“水战”，但近几年则比较缓和。^[1]由此，在研究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时，就会思考为什么有些问题严重，而有些问题却比较缓和？为什么在某一时间段内问题比较突出，但其他时间则不那么明显？影响中国跨界河流问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以上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充分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定量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这将有助于增加学界对跨国界河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特别是有助于增加对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作为一个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较大的安全议题，跨国界河流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议题紧密相关，它的产生与持续发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系统地研究跨国界河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是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的必要基础。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在跨国界河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提供更加合理的政策启示，以减少或避免中国与流域国的冲突，进而构建安全的周边环境，同时也能够破解“中国水威胁论”困境，以打破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

本文共有五部分，一是文献回顾，主要是梳理国内外学者在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已有研究及其不足；二是构建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解释框架，重点探讨其影响因素，阐明两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并由此推导出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一般性研究假设；三是统计验证部分，主要是利用统计模型对上一部分中的研究假设进行经验验证；四是政策启示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中国制定跨国界河流政策的启示；最后是结论部分，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建议。

一 已有研究及其不足

早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对跨国界河流问题进行研究。冷战中后期，随着欧洲莱茵河与多瑙河水的污染，中东以色列、叙利亚和土耳其对约旦河水资源的争夺，美国和墨西哥边界水纠纷等多个地区跨国界河流问题的接连发生，促使跨国界河流的研究被囊括到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对境内跨国界河流开发利用力度的增大，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国际河流的研究开始有所增加，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论述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的影响因素的学术论文或著作。从已有的涉及中国跨界河流问题的文献中，大概可以提炼出以下三种解释。

一是“中国不作为说”，认为中国周边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不作为”导致。中国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即在跨国界河流中处于上游，在河流的水利开发和使用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不愿意去构建管理机构，不主动推动合作机制的构建，以避免对自己的开发造成牵制，逃避关切其他国家用水权益的义务。^[2]因此，目前中国就跨国界河流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度的合作机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而导致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频发。^[3]笔者认为，“中国不作为说”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不作为是导致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中国的所有跨国界河流在几乎所有时间都会发生跨国争端，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二是“国家关系说”，认为国家关系对跨国界河流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关系说”提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水质污染、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关系的反映。^[4]国家战略竞争与分歧、历史固化思维影响、国家互信缺失等，导致国家间关系复杂，从而促使跨国界河流问题升温，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新来源。^[5]例如，中印之间的跨国界河流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间长期的战略互信不高，纠缠不清的领土纷争使跨国界河流问题更加复杂，并且使水资源合作管理机制的构建缓慢不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