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亚地区的地理范围，本文采取如下定义：古代的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伊朗东北部、蒙古高原西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新疆地区，但核心地区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近现代的中亚则基本上限于五国，尤其是现代。^[1]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各大文明（东亚儒家文明、南亚佛教—印度教、西亚伊斯兰教、欧洲希腊—罗马文明）的联结地带，也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即文明交往在中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明交往论是彭树智先生提出的重要史学理论。这一理论源于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整体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主张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不断交往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最终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同时，吴于廑先生也提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冲突，近代以后演变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矛盾。整体史观被教育部组织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2]列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有影响力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中的第一种，并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教材，即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994年版）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的指导思想。

文明交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文明问题，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明交往涉及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四个层面；它探讨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的特征、作为交往思维手段的语言文字，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人群、集团和地区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多极主体交往论、互动合作论、文明自觉论、人际、国际和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视角进行文明交往的研究。^[3]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以下有关中亚历史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本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例如，中亚地理、植被和气候的特点对国家形成、游牧民迁徙方向和周期、进而对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中亚北方的大草原有助于游牧帝国的形成，而中亚南方的沙漠绿洲地带则是定居的绿洲国家发育的理想区域。有学者认为，游牧民族对定居国家的入侵往往与气候灾害有关。^[4]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也指出，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自西向东的迁徙与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造成的西部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有关。^[5]

第二，中亚不同文明的内在特点和相互交往。关于“文明”的定义不胜枚举，而彭树智先生认为其包括制度文明（政治观念、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物质文明（物质生产、物质交流、物质生活等）、精神文明（思想、文学、宗教、哲学、艺术等）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对生态的影响和保护）。“贯穿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四大交往的主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关系和普遍的社会联系。”^[6]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史前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是采集渔猎经济，其交往属于前文明的原始交往，而原始交往的主要特点是血缘性和地缘性。研究中亚地区的原始交往和文明交往的具体特点以及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亚政治制度文明的变迁。从历史上看，世界文明发达地区古代的国家形态经历了城邦—王国—帝国—大帝国的演变序列，^[7]其中城邦一般指由一两个城镇（如果是两个城镇，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为中心的国家，王国一般指由单一民族主导的幅员较大的国家，帝国一般指由单一民族主导的地域辽阔的大型多民族国家，“大帝国”概念由日本学者谢世辉提出，指古代形成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早期的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8]上述演变序列的变化说明，随着古代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不断加强，其控制范围日趋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