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变中的工会与工会研究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工会曾作为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长期存在。^[1]这种角色定位，既便于党和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垂直控制，防止横向阶级利益的形成，并协助国家进行生产动员；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诉求，保护工人权益（Chan，1993；Chen，2003；冯钢，2006）。因为父爱主义的劳动体制能够大体上满足工人的经济需求，这种二重性的角色在改革前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挑战（Chen，2003）。但是，市场化改革既伴随着国家父爱主义的撤退，又带来了国家、资本、工人之间利益的分化和冲突（Lee，1999a，1999b；Chen，2003）。工会作为国家工具和工人组织的矛盾存在，在多元的利益格局面前也不得不有所调整。陈峰分析了工会在不同类型的劳资冲突下分别采取的三种相应策略：在法律争端中有限度地代表工人争取权利；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代表国家在劳资之间进行斡旋调解；垄断工会组织空间并限制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诉求（Chen，2003）。尽管工会的工作方式有所调整，但是“国家统合主义”的劳资关系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工会大部分时候仍然扮演国家控制的工具，其存在和运作依赖于国家赋予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而非工人自下而上的结社权力。工会这种一边倒的选择，既来源于国家控制社会的需要，也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导向密不可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中，工会内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比如推动基层工会直选，都会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下寸步难行（Chan，1993；Chen，2003，2009，2010；Howell，2008）。相比其上级政府工会，企业工会还进一步依附于外来资本或企业高层，对国家和资本的双重依附导致企业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碌碌无为。而政府工会至少还可以利用其行政上的优势，推动劳动立法、工会组建，并参与调解劳资争端（Chen，2009；Liu，2010；冯钢，2006）。

另外一些研究也注意到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劳资关系转变的其他力量。其中，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能在推动工人自组织和利益表达、工会民主实践方面，开启新的空间和渠道。这些外来力量的介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工权益的改善和民主意识的提升。但是企业工会角色的转型却是非常有限的，其根本症结在于工会转型缺乏深层次、可持续的动力。跨国公司并不愿意看到真正独立工会的出现和常规议价机制的建立，而公民社会组织对工厂政治的影响也流于表面（Chan，2009；黄岩，2008；岳经纶、庄文嘉，2010）。和“国家统合主义”一样，这种自上而下的企业工会实践模式并没有能够以工人的团结和抗争行动为基础。工人对工会可能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在上述视角中是缺失的。

当然，研究中国劳工抗争政治的文献，也很少分析其在推动工会转型方面所具有的潜力。这种倾向，与劳工抗议长期以来组织化程度有限（多以非正式抵抗、个体法律维权和野猫式罢工为主）、诉求低（长期以来争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的现状不无关联（Pun，2005；Lee，1995，1999b，2007；Chan，2011；黄岩，2010）。近年来，劳工抗议政治的升级带动了研究视角的转变。官方工会的角色在工人的抗议中遭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在相当一部分集体抗争案例中，强烈要求组建独立工会是工人的核心诉求和集体共识。而一些劳工研究者也开始分析工人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压力对工会角色转变的影响。在大连，2005年和2010年的罢工潮不断迫使工会进行制度改良，在长期的劳资博弈中初步形成了“说和人”的工会运作模式：企业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聚集工人意见并凝结力量，然后以中间人的姿态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沟通。这样企业工会一定程度上从既要代表工人又要被企业管理层整合的双重压力中解脱出来（Chen，2010；孟泉，2012）。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工人的罢工也迫使部分企业重组了工会，这种趋势，在汽车零部件业尤其明显（Chan & Hui，2012，forthcoming；吴同、文军，2010；汪建华，2011，2013；汪建华、孟泉，2013）。

但是，当涉及企业工会重组和工资集体谈判等主要的实践时，已有的研究文献又持有一种悲观论调：工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团结行动进一步影响企业工会的日常实践和组织架构。因为国家并没有真正赋予工人罢工权和自由结社权，所以很难有西方意义上的集体谈判。工会仍然没有摆脱对地方政府和全球资本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