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自1998年发生香港居民食用大陆供港猪内脏中毒事件之后，我国陆续发生多起食品添加剂滥用事件。究其根源可以发现，经济主体往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选择不规范的生产经营行为，这是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以生猪养殖过程中的抗生素使用为例，目前我国70%以上的生猪由农户散养，加上国内关于农产品体内抗生素含量的行业标准尚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因此小规模、分散型养殖户滥用抗生素的问题尤其突出^[1]。虽然使用抗生素具有遏制细菌生长和促进畜禽生长的双重作用^[2]，但滥用抗生素所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更具持久性、复杂性、隐蔽性和滞后性^[3]，成为诱发猪肉安全风险的关键因素。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我国相继发生猪肉瘦肉精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就是因为忽视了对小规模、分散型养殖户生产环节的监管，其在养殖过程中没有采用化学性风险防范技术，使有毒、有害物质进入生猪本体，造成猪肉安全风险^[4]，直接导致饲料中激素泛滥且不时出现违法添加瘦肉精等普遍现象，严重影响了猪肉安全^[5，6]。因此，有研究曾明确指出，我国猪肉安全风险更多且直接地与小规模生猪养殖户在养殖环节违规使用兽药行为相关^[7]。

实际上，作为全球第一猪肉生产大国和第一猪肉消费大国，2013年我国猪肉产量已经超过5000万吨，约占世界猪肉总产量的一半。2012年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猪肉消费量占肉类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59.45%和69.06%。产量和市场需求如此之大，供给方却是占生猪养殖户98.9%的、生猪年出栏量少于10头的众多小规模生猪养殖户^[8]。面对我国生猪养殖户面广、量大的分散型布局，政府单向监管势必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如何破解我国生猪养殖分散化、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内在要求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日益显现的矛盾，有限的监管资源与相对无限的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以及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多元性与生产技术保障能力之间的种种矛盾都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课题。在频发的猪肉安全事件的冲击下，分析生猪养殖主产区小规模生猪养殖户对化学性风险防范技术的使用，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小规模生猪养殖户从生产源头预防猪肉安全风险，才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最佳方式。

江苏作为我国生猪主产区之一，2013年的肉猪出栏量在全国排在前10位，且目前生猪养殖户仍主要是年出栏量为10头以下的小规模养殖户。本文通过对江苏小规模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基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分析在我国各地陆续爆发猪肉安全事件的背景下，影响这些小规模生猪养殖户对化学性风险防控技术的使用态度的主要因素，为从生产源头上保障我国猪肉安全提供佐证。

二 我国猪肉安全事件与养殖环节的化学性风险

（一）猪肉安全事件爆发与化学性风险

图1 2005～2014年我国猪肉安全事件的数量

为研究我国猪肉安全事件爆发的根源，本文从中国食品安全资源数据库、国家食品安全信息中心、各大主流媒体论坛，以及微博、博客等全国知名的自媒体搜集了关于2005～2014年我国各个区域猪肉安全事件的报道。数据表明，2005～2014年，我国共爆发128起猪肉安全事件，总体呈现剧烈震荡态势（见图1）。其中，2005～2010年先后经过两次小幅上升和小幅下降，在2011～2012年维持最高事件数，均达到27起。2012～2014年则持续下降，2014年减少到6起。2009年我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对2010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次数的降低具有重要贡献。2011年我国饲料和猪肉价格飞速上涨，相较于2010年，价格指数分别提高7.6个和37.3个百分点。在这其中，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生产者频繁实施掺假或非法添加化学品的行为，一度导致2011年和2012年猪肉安全事件的数量飙升。但随着政府加强监管，2013年我国猪肉安全事件的数量呈现明显下降态势。

我国猪肉安全事件主要源于化学性风险、物理性风险和微生物风险。2005～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49%的猪肉安全事件源于化学性风险，其中包括瘦肉精、二 英、莱克巴胺、沙丁胺醇、色素等化学品的违法、违规添加。41%的猪肉安全事件源于物理性风险，大多数与病死猪肉、注水猪肉、肉中混有异物、屠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