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与消费国，但猪肉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国务院在食品安全工作的安排中，均重点提出要加快推进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设。事实上，农业部早在2001年就开始推动实施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并会同质检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发布了指导和管理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标准与规范。在养殖环节，农业部相继发布《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耳标定购、生产、发放、使用规范》等标准与制度，要求生猪等佩戴耳标，实施养殖档案信息化管理，实现养殖环节的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追溯。目前已建成国家畜禽标识信息中央数据库，全国养殖环节生猪耳标佩戴率已超过90%^[1]。在流通和消费环节，商务部则相继发布了《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编码规则》（SB/T 10680-2012）、《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信息传输技术要求》（SB/T 10681-2012）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建立覆盖批发、屠宰、零售、消费环节的肉类蔬菜可追溯体系，每年选择10个城市展开试点工作，目前已覆盖50个城市，2000多家流通企业被纳入追溯体系。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在现实中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各环节之间衔接不畅，消费者购买的可追溯猪肉仅能追溯到屠宰加工环节，不包含养殖环节的具体信息，进而影响了整个可追溯体系的运转效率^[2～3]。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模式被打破，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原本由商务部负责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已划入农业部。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猪肉供应链上可追溯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提出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农业部的相关决策提供服务。

二 文献回顾

完善且统一的制度与标准是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前提，否则可追溯信息无法在不同环节的生产者之间实现交流与共享^[4]，可追溯体系的功效也就无法发挥^[5～6]。除了标准和规范外，配套技术不完善、成本高昂等问题，也是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学者一般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法规制度、配套技术、国家财政投入等方面，研究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袁晓菁和肖海峰^[1]详细梳理了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发展现状，发现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供应链各环节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应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并完善管理制度。何莲、凌秋育^[6]研究了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并增加政府财政投入。陶龙斐、高国平^[7]对比分析了丹麦、美国的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和我国成都、上海市的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在此基础上发现我国的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还比较大，需要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法规和可追溯技术规范、改善实施可追溯的软硬件等，来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追溯理论及实践方式。蔡元、张成虎^[8]在介绍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相关法规、制度、技术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可追溯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张雅燕^[9]分析了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运作机制，认为运行成本过高、养猪户普遍规模较小且素质不高、消费者认知度不高、缺乏统一的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是当前制约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周纯洁等^[10]专门研究了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标识管理关键技术的应用情况。

在实证研究层面，一些学者致力于生产者实施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比如，孙致陆、肖海峰^[11]和刘增金等^[12]实证研究了农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与影响因素。一些学者则从供应链的不同主体出发，探析了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绩效。比如，郭嘉沛和王征兵^[13]调查了江西省部分批发市场实施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情况，发现获得质量认证的安全猪肉的比例高达68.7%。周洁红等^[14]实证调查了浙江省 66 家猪肉屠宰加工企业实施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现状与绩效，发现降低公开召回的风险、与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等对企业的可追溯行为有显著影响。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