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研发投入，也受惠于区域间的知识溢出。当某一区域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时，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获得显性的知识溢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对于那些不易用语言表达、传递和学习的，且与个体的体验和经验紧密相关的隐性知识，往往会在区域交流和人员往来中得以体现与传播。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一直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截至2013年11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36.09万个，实际利用港资6656.7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47.7%。^[1]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内地与香港在经贸交流中的体制性障碍逐年减少，两地间的资本、人员、货物等要素流动也更趋便利，这不仅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事实上，由于“技术势差”的存在，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的香港知识溢出都极大地提升了内地的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内地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紧密相连的缘故，广东省长期以来是香港投资内地的重要区域，粤港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十分频繁，在科技研发上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采用1990～2010年粤港两地经济社会数据，基于知识溢出理论构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香港知识溢出对于内地创新能力的影响，以期充分发挥内地与香港的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共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二 文献述评

知识溢出被广泛运用于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是解释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重要概念之一。Ibrahim和Fallah（2005）认为，知识溢出是知识无意识的转移，由于技术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特征，使得知识在生产、应用过程中产生外部性——“溢出”。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城市和区域等较广的范围内更为显著（赵勇、白永秀，2009），因而许多学者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知识溢出发生的机制。Mille（2004）研究了知识溢出和大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学通过科研效应和教育传播效应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卢福财和胡平波（2007）通过研究网络组织中成员间的知识溢出，发现可通过合作和竞争关系、建立学习机制来增强知识溢出。陶锋和李诗田（2008）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上的知识溢出，发现代工环节复杂程度、知识差距、企业互动等因素都会影响知识溢出的效果。刘和东（2010）则着眼于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的作用机理，认为知识溢出存在产生、吸收、转化和再扩散三个阶段。

对于知识溢出产生的源泉，已有文献的研究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着眼于“外部因素”，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等非本地因素产生的知识溢出。Aseev等（2005）以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分析落后国家如何最优地向发达国家吸收知识，认为“追赶国”的生产率若与“领先国”相关，则不是最优生产水平。袁诚和陆挺（2005）、吴波（2008）、陈继勇和盛杨怿（2008）分别从FDI管理知识溢出、FDI与本地集群企业、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三个角度进行研究，结论均表明FDI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具有负面影响，而本土的科技研发投入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Crespo等（2009）探讨了跨国企业对本地企业的知识溢出，发现企业之间纵向联系比横向联系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地，肖文和林高榜（2011）细分了海外研发资本的知识溢出效应，发现FDI渠道的不同对本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二是着眼于“本土因素”，探讨本地网络、跨区域知识溢出的发生机制。Kesidou和Szirmaib（2008）研究了本地知识溢出对创新和出口的影响，认为本地知识溢出在提升创新水平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徐盈之等（2010）则着眼于本土知识存量、区域间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两者都对区域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而知识溢出的效果受当地人力资本水平和吸收能力的影响。

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产业（企业）集聚和创新的影响已为众多学者所证明。首先，在知识溢出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