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以来，人为相互割裂的历史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化扮演了迅速提升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关键变量之角色。随着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和扩散，随着世界产出、资源耗费以及人口的大幅增长，随着各国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加剧，一系列全球问题开始凸显或恶化。无论从紧迫性还是严重性上看，一些事关人类福祉且只有靠各国共同努力方可克服的全球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时候。然而，现存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却明显滞后。它们之间的空白，不仅引发了诸如首脑峰会和双边、多边的各类谈判，也激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阅读全球治理相关文献后不难发现，其中讨论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者众，深究基础理论或概念范畴者寡，尤其缺少一个完整的逻辑分析框架和一套浓缩理论和方便对话交流的概念体系。实际上，经过多代人的共同努力和知识积累，现有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已经相对成熟，其使用的分析逻辑与概念工具业已相当连贯和丰富。有鉴于此，本文在批判性借鉴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试图为全球治理研究构造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接下来的五节里。我们将分别讨论全球治理概念、理论体系的基本假定、核心概念，将核心概念与逻辑关联并说明其间稳定关系的理论以及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本文的不足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将在结语中给出。

二 所谓全球治理问题

既有的全球治理研究路径呈现如下特点。初始阶段，全球治理研究并未从国际机制研究中分离出来，表现为学者使用“国际化”表述而非“全球化”，重视国际合作而非全球治理。^[1]从研究范式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全球化发展程度的深入，传统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研究已经无法涵盖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提供充分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基础。当前的全球治理研究，需要面对更加多元化的参与行为体、更加网络化的复合相互依赖状态、规模更大的全球公共产品融资、更多样化的制度安排。^[2]全球治理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和独立的、区别于以往研究对象的研究范畴。^[3]

定义全球治理，需要综合概括全球治理各维度的特点，诸如治理主体、治理对象与目的、治理手段或实现形式等。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报告，从实践层面上定义了全球治理的内涵：“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4]全球治理强调平等对话，调和冲突利益，不同于以往管制和管理的强制性。全球治理不排斥权力关系，主张通过协调和运用权力赋予制度执行力。^[5]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对象存在根本差异。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诸如防止战争与化解冲突、应对气候变化、防治“非典”（SARS）和“埃博拉”（Ebola virus）等传染性疾病、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等。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基调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基于利益冲突而相互斗争，而是更多聚焦在一个分裂化的世界和世界政府缺失的情况下，国家、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等诸多行为体相互磋商、调和利益冲突、寻找共识、谋求合作以及妥善处理全球事务。^[6]

全球治理需要克服公共产品赤字，换言之，全球治理要处理“谁来为治理买单”的问题。国内（经济）制度设计强调市场原则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在全球范围内，类似国内政府的“全球政府”并不存在，所以无法通过行政调控规避“治理失灵”现象。公共产品具有稀缺性和非排他性，因而行为体常基于理性考虑，说服别人为治理埋单，自己搭便车。由于缺少监管，全球公共产品常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这就是制度经济学里常说的“公地悲剧”“集体行动”问题。

全球治理正是为了避免“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所引发的“治理失灵”。哈丁（Hardin）最早提出“公地悲剧”的概念，他认为互动个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