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高兴能够来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同事们有这样一个交流机会，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是我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向大家做一介绍，我也特别希望有机会和同志们做交流。我对民族所非常景仰，我们研究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些同志都在各方面学有所长，都有真才实学，都是各方面的专家。二是民族学研究方法也是我特别希望政治学界的同志们能够多学习的，我们觉得现在的学问是要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实际的、有实践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我们才能得出真正的理论，特别是经世致用的一些理论。我们又是一个学部的，所以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同志们要做许多研究，需要各方面的背景，我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当中的一些情况做一介绍，特别是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也会涉及。我会尽量简短一点讲，有可能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提一些问题，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如果从更广义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它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有的学者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归结为四次努力，最早有清末的，然后有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真正成功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在还把它概括为“中国梦”，当然以前的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算数。改革开放30多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初步的研究，一般认为我们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是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中后期了，中部、西部，现在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波。像中部六省，包括西部甚至包括新疆，都是在工业化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未来20年，那就是20年前的浦东。像中部的一些地区，长株潭、两江新区、四川成都城市带产业群，包括东北沈抚新城，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

在整个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和转型中，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的政治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点区别的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不同，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国际上讨论也很多，比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好像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说没有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想什么是政治发展、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同的定义有关，再有同志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各自不同的角度。从我们多年做这个工作研究下来，应该说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有这么大的发展，不可能说别的都变了，就是政治没有变。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讲讲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是怎么考虑的。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2008年我做了一个小课题，就是研究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我们采访了一些老同志，也把当年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设想做了追溯和了解。改革开放之初，其实邓小平对政治体制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设想，他实际上是反应式的，当然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反应式的，按照西方学的理论是刺激反应学说。在发展中国家，殖民化和非殖民化以后整个进程都是刺激反应。邓小平当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想法有三个点，现在可以观察出来，不知道他老人家自己是不是非常有意识。

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这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就是反封建，要搞民主。为什么他要发展民主，搞政治体制改革呢？首先他认为“文革”有教训，毛主席晚年有教训。这个话他说出来过，他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第五任院长李铁映的父亲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讲，邓小平管他叫罗迈，他说罗迈同志跟我讲，中国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识。还有一位也是和我们院有关的，于光远说要补课，纯属书生之见。邓小平对政治体制发表了两个很重要的谈话，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不行，所以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具体他不知道怎么搞，但他有一个设想，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基层民主。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一个政府的力量和通过一个党的力量来扭转当时经济的颓势，搞现代化，他是这种思路。但是民主又体现在哪里呢？民主更多的在基层，基层实际上是政权的上移，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治不设下限，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在农村是到乡镇的，那是一级政权。但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