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与本地社会状况具有存续性联系。灾害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关注灾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脆弱性成为影响灾害社会损失的重要变量。社会人口特征是灾害的群体脆弱性重要影响因素，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差异等影响着防灾减灾与灾后恢复过程，并形成了灾难面前群体不平等议题。

一 风险感知、整备行为与脆弱群体

风险感知是个体或群体对于特定潜在风险的态度，它是采取风险决策与干预行动的基础。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群体的风险暴露。从群体脆弱性角度来看，社会人口特征决定了群体在面临危险源时所持有的态度与所采取的干预方式。

群体社会经济状况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复杂认知情形。早期的研究认为风险感知与社会经济状况无关，^［1］而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等人认为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由于缺少权利与资源，从而拥有高敏感度的风险感知，显示出最高程度的风险关注。有研究证明了风险感知与职业相关，低收入人群可能长期从事高风险行业，显然拥有更多接触风险的机会，从而对于风险有着更直接认知。^［2］在基于性别、族群、年龄、健康等维度的风险感知研究中，性别差异视角指出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更具有风险忍耐（risk tolerance）能力，从而导致其在灾害情境下较少倾向于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女性则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应对地震风险。^［3］克林恩伯格（Klinenberg）从族群视角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heat wave）中的少数族群的风险感知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群体纷纷采取消暑措施，其他少数族群由于风险感知程度较低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对待危险的态度。^［4］教育作为影响人们识别危险的重要维度，对群体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那些拥有较多灾害知识经验的人群能相对更好地识别危险并做出相应准备。而在社会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减灾教育开展的条件完备，通过灾害宣传教育体系可以提升群体灾害经验与知识以削减风险及其影响。

尽管研究者们关于群体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在风险感知中的影响程度有分歧，但风险感知影响并决定人们的干预动机与整备行为。而与风险感知同样重要的是群体行动干预能力。灾害整备过程包括针对可能的灾害进行预案、培训、资源贮备、教育宣传等方面，社区的整备水平直接影响着灾害应对的能力。特纳（Turner）等人认为教育、收入以及族群与地震整备工作相关，整备过程与收入水平相关。而教育可以消除灾害宿命论观点，催生更积极的整备行为。^［5］沃恩（Vaughan）指出贫困人群会更少地参与或执行必要的减灾行动。^［6］预案是灾害整备阶段的核心机制，而群体对于灾害预案的接收程度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7］还有学者注意到收入水平影响着需要经济成本投入的减灾方式选择，如购买地震保险、加固房屋、灭火装置等方式。^［8］从风险感知到灾害整备是一个“感知-行动”的过程，群体脆弱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人口与经济特征既影响了风险感知程度也影响了群体减灾与整备方式。

二 灾害预警、应急疏散与脆弱群体

预警与疏散是灾害应变中的核心措施，旨在通过转移受灾群体以应对社区面临的威胁、损失与破坏。预警与疏散不仅是管理措施，其实质还包含了复杂社会过程，并需要个体去理解和处理其所接收到的各种信息。灾害社会学注重群体灾变行为的研究传统，其中，既有宏观理论叙事也有田野研究支撑，尤其在理解个体疏散行为过程、保护措施选择、预警体系建设等方面。如德拉贝克（Thomas Drabek）对家庭成员疏散行为进行的系列研究，重点分析了群体预警反应的影响因素；^［9］克兰特利（Enrico L.Quarantelli）^［10］、佩瑞（Ronald W.Perry）^［11］、斯托林斯（Robert Stallings）^［12］、索伦森（John Sorensen）与美尔蒂（Dennis Mileti）^［13］以及尼格（Joanne Nigg）^［14］等人针对预警及其疏散行为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政策设计者对灾害公共预警的认识，使其重新理解人们的预警反应行为特征。

其一，社会经济状况对预警与疏散行为的影响。预警与疏散过程本质是人们如何理解所接收到的信息、信息的来源渠道以及应变行为选择的过程，受到群体社会人口与经济特征状况的影响。如摩尔（Moore）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对于灾害预警信息采取漠视态度。^［15］相似地，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