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4月24日（周三）18：3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过学术著作《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透视大众文化》等，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文化批评集《抵抗遗忘》；主编的教材有《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等。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感谢胡疆锋老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在选择所讲话题的时候，胡老师说听众主要是研究生，最好做学术性强但不一定热闹的话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讲座题目：《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以〈《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为例》。这本《〈红岩〉是怎样炼成的》恰好是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著作，所以可能会对在座的研究生同学有一些针对性启发。当然我也想到，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内文化研究的重镇，我在这儿谈论怎样做文化研究，好像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是不是胡老师？

一 作者是如何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

这本《〈红岩〉是怎样炼成的》我2012年前后读了两遍，前半年读了一遍，后半年的时候准备写个东西，又读了一遍，读得应该说很细致。当然，选这本书来细读并且做成文章，我也有点私心。我跟这本书的作者钱振文是非常熟悉的，他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曾在一块儿待过两年。他低我一级，我是1987级的，他是1988级的。专业也不一样，我是文艺学，他在现当代文学。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河北的一家媒体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石家庄日报》。工作了好多年之后，2003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考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先生的博士，来北京读博士研究生了，想见见面聊聊天。我当时说，你既然来到北京了，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经常见面聊天，不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我打电话，见我的心情特别迫切。原来我以为好多年没见面，他是过来叙旧的。当时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团结户”里，和另外一位老师一起，两家人合住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在那里，我们两人喝酒聊天，炒了两个菜，做了一大锅面条，喝的红星二锅头。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钱振文饭量不小，吃了一大盆面条。他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问我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事情。那个时候是2003年的9月份，也就是说他刚刚入学不久就急于跟我见面聊博士论文怎么选题，选什么来做。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跟学术界离得比较远了，你是刚刚博士毕业不久，一定有很多想法。”这等于说是来向我请教来的。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最近看了一些文化地理学方面的书，能不能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做大众文化？他知道我之前在做大众文化研究。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答复他的了，毕竟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可能的回答是：先别着急，刚入学，再摸索一段时间，再读一阵子书，然后再确定选题。

我记得在2003年的那个学期，他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其中说到能不能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做沈从文。他的导师程光炜也说过：“他曾与我讨论过研究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似乎要投入对资料的阅读、发掘、整理，继而发现一条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路径。”这是《〈红岩〉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序里面的话，这里也能看出有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当然，无论是做大众文化、做沈从文，还是从铁路入手来谈现代文学，最终都被他的导师否掉了。之后，可能也是在他导师的建议之下，他最终选择了《红岩》这样一个论题。

我再引他导师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也是我想谈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的导师曾经说过，钱振文在定了《红岩》的选题之后，“他马上行动起来，先是与我的朋友、重庆师范大学的周晓风教授联系，自费去重庆实地了解、考证相关资料，访谈了不少小说写作时候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接着又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