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Turkey）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丰富多彩，曾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土耳其模式”是其国家发展和政治实践的形态。土耳其的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较为典型，其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理念是“土耳其模式”的重要反映。目前，“土耳其模式”既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又吸引了诸多阿拉伯国家，加之土耳其又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有必要了解和分析土耳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情况，以期为搭建两国间的语言文化桥梁、促进两国间的交流合作提供语言政策方面的参考作用。

一 土耳其概况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和政治改革进程都是其语言政策形成与变革的重要背景。

1.地理位置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地跨欧亚两大洲，其中亚洲部分占97%，欧洲部分占3%，接近中东和非洲。按自然地理划分，土耳其分为7个大区：黑海地区、马尔马拉地区、爱琴海地区、地中海地区、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和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按行政划分，土耳其共有82个省份。但省都很小，且主要负责教育、治安、医疗卫生等，经济职能主要还是在市政府”（刘以城 2010：86）。土耳其也属于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沿线国家。

2.历史发展

土耳其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使国际社会认可了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国、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为主权国家；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定都安卡拉^[1]。

3.政治改革

1922年，新共和党议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苏丹体制、推翻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统治之后，奥斯曼帝国随之灭亡。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在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发起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运动，“其主旨就是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土耳其模式’”（王林聪 2012：87）。“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第一，推行“激进世俗主义”（Assertive Secularism，or Laicism）。土耳其采取的是激进世俗主义，即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不仅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将宗教置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下；第二，确立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凯末尔时代将民族主义理念塑造成国家的主体意识，从而强化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取代了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及其宗教认同；第三，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实行国有化，并将全部对外贸易收归国家管理，因而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第四，遵循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凯末尔的“土耳其模式”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现代文明的典范，推进全方位的欧化改革，以便达到欧洲式“现代”文明程度，最终融入欧洲文明圈。当然，“土耳其模式”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以及正发党执政理念的新版‘土耳其模式’”（王林聪 2012：87～89）。纵观“土耳其模式”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土耳其模式”既受到部分西方国家政要的青睐，也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赞赏，在阿拉伯国家中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土耳其的语言政策较为典型，其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理念是“土耳其模式”的重要反映，与土耳其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改革进程紧密相关。

二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语言状况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语言状况，主要是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语言状况。这一时期，教育的核心是伊斯兰宗教学校教育。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语言政策深受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影响，其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古兰经》上的语言，以培养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的信教群众（Kucukoglu 2013：1091）。在语言使用状况方面，政府语言（宫廷用语）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学校教授的外语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阿拉伯语主要用于科学，波斯语主要用于文学。但是，奥斯曼土耳其语作为政府语言（宫廷用语），实际上“未确立土耳其语的主导地位”（倪兰 高艺 2015）。比如在坦志麦特改革时期（Tanzimat Period）之前，受过良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