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传统的朝鲜半岛政策是“北重于南”，即将朝鲜的战略利益置于韩国的经贸利益之上。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代表，就算北京怀疑朝鲜可能涉嬚爆破，但仍以韩国缺乏直接证据为由，并未站在李明博政府一边而批判朝鲜。习近平上台迄今对朝鲜半岛政策最大的变化是其政府与韩国关系走得较近，而对金正恩政权相对较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积极推动以“新型大国关系”为主轴的对美国外交。构筑新型大国关系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6月与奥巴马在美国举行会谈时提议的。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中美关系平等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为前提，如美国不对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西藏、新疆、台湾等问题唱反调，中国则可在经济和安全保障等共同课题上与美国合作。但其后，由于美国公开支持日本绕过宪法明确集体自卫权，中国即宣布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美中关系走向对抗。其后，奥巴马在2013年访日时一边倒向日本，使习近平决定在南海问题上挑战美国，在西沙群岛建钻油平台，但在中美举行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关系改善后，中国又撤走钻井平台，以缓解与美国、东盟的冲突，以利于构建中美共治（如双边投资协议），压制日本，改善与东盟关系（如2013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高峰会）。

二 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东北亚国际关系出现明显变化。习近平积极推动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主轴的对美国外交政策，意欲在东亚构建中美共治的局面。与此同时，日本安倍政府则力图制造美中矛盾，使两强龃龉，导致两国集团（Group 2，简称G2）破局，为日本再度崛起寻求机会。另外，美国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以来，积极推动重返亚洲的政策，试图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作为达成重返亚洲的工具。2012年7月，奥巴马成功地以钓鱼岛问题迫使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回到TPP谈判桌上，2013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因轻信安倍承诺签署TPP协议，在中日钓鱼岛领土纷争上罕见一边倒向日本，盼能换取安倍的TPP协议，以利于其在2013年11月APEC峰会上与中国商谈亚太未来经济整合，结果铩羽而归，且迄今日本仍未对TPP做出让步。可见，国力式微的美国，见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无法单独对抗，因而企图利用中日钓鱼岛领土纷争与日本的积极反中制造对美国有利的战略优势，盼能逼迫北京做出经济让步（如美中双边投资协议）。

在此背景下，2013年7月初习主席访问首尔时，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协议在2013年底前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构建以中韩经济为主轴的东北亚经济整合模式，改变北京原先以中日韩FTA为先的做法。这与日本决定以日美主导的TPP（日美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加在一起约占全部成员国GDP的80%）来对抗中国的做法有密切关联，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在中日韩FTA与TPP间已做出抉择。北京显然有意一石三鸟，借此对中国台湾地区、朝鲜与日本施压，同时为APEC峰会取得有利的局面创造条件（中方已对韩方表示盼能在11月APEC峰会之前完成FTA签署）。^[1]中韩决定在2013年底签署FTA堪称是两国在经济上联系日益紧密的必然结果。中韩两国还就人民币与韩元的直接交易达成一致。中国预定给韩方800亿元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II）额度。^[2]

三 韩国的对应政策

对韩国而言，不仅要注意在美、韩、中三角关系里，在美中两强间取得平衡，维护涉及其战略利益的韩美同盟，以及维持韩中友好以保障其经贸利益，同时亦需关注美、日、中与美、日、韩另两个三角关系，不希望华府（因联日抗中）倒向东京而损及其利益（美国支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也不希望中日钓鱼岛领土纷争伤及韩国的国家利益（如奥巴马成功地在2013年7月以钓鱼岛问题压迫安倍加入TPP谈判，导致韩国经贸利益受到威胁；而中国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包括韩国“离岛”和防空识别区的部分区域等）。韩国政府之所以决定参与TPP谈判正是对中国单方面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回应，以及应对日本参与TPP谈判对韩国的不利，改善与美国关系（美国一直敦促韩国参与TPP谈判，但韩国政府一直未予正面答复）防止华府倒向日本，同时对中国施压以尽快完成韩中F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