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
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与生活实践是相互关联、深刻互动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哲学取得的具体成就息息相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垮了“左”倾思想防线,令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实践、真理、价值等问题研究的深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或“攻坚阶段”,迫切要求加强“顶层设计”,而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探索充满期待。
哲学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生活实践;而哲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也在于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与生活实践进行深刻互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提升。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虽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归根结底,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掌握群众”,才能化为物质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转折
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互动,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如果谈到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人们首先可能想到的,无疑会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在各种哲学著作和教科书中,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了。
然而,在国际共运史上,这个并不高深难懂的命题的真理性,却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并非一直存在共识。例如,在新中国搞个人崇拜的极左年代,流行的说法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经典作家和伟大领袖的话不允许任何置疑,更不容许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实际上充当了真理的标准。“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难以纠正,拨乱反正难以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虽然是简明的“常识”,却被从政治上否定了,至少被人为地模糊和淡忘了。
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虽然道理并不深奥,却犹如一道思想上的闪电,直接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挑战,冲垮了“左”倾思想防线。它令人们从个人崇拜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令整个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对于哲学的热爱甚至狂热,或者说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深刻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回顾大讨论时的情形,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讨论中冲在最前列,发挥了社会大众不一定知晓的重要作用。
例如,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杂志,一直关注、报道着这场讨论,虽然所刊文章的专业性极强,但每期的发行量竟然一度高达400万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反复广播,听众高达数亿人次,后来“顺应群众要求”出版的小册子,破天荒地发行了2300万册,报纸转载发行近3000万份!在出版社印刷厂的库房门口,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等候拉书的卡车排成了长龙。这几乎是冷寂的哲学从未有过的奇迹了,从中自然可以管窥到哲学的神奇伟力!
当然,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双向的。在看到哲学深刻影响现实的同时,我们将眼光拉回到学术界,又惊奇地发现了另一个事实: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以及实践中对于彻底弄清这一问题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实践、真理、价值乃至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例如,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1)什么是实践?实践与认识的区别究竟何在?这导致了对实践的本质、实践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探讨。(2)如何判定实践是否成功?是否存在判定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这又引向了实践的结构特别是实践目的的探讨。(3)实践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取得成功?这要求人们立足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尺度”[3],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反对宿命论,又反对唯意志论。(4)什么是真理?真理与谬误的区分何在?“价值真理”概念是否成立?真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5)如何理解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否存在绝对真理?把握真理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律?(6)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检验数学和逻辑真理时,逻辑证明是否也可能充当检验标准等等。熟悉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学者们都知道,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