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余年，中国依靠自身的人口红利、高储蓄红利和制度红利等有利条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开始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如此庞大的经济体^[1]步入经济“新常态”必将对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经贸往来关系的日本，又将通过怎样的路径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对这一全新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规划。概括起来，“新常态”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减速换挡。1978～2011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近10%，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持续时间均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新的奇迹。然而，以2012年为分界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回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2013年下降至7.7%，2014年进一步下降至7.4%。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6.9%^[2]，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中高速增长转变。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6.9%，2014年为48.1%^[3]，2015年上半年增加至49.5%，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不仅如此，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2014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需求结构方面，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加，消费需求逐渐成为需求主体。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6%，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6.7%，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7%^[4]，中国正在逐渐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

三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资本、能源等；二是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现阶段，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中国难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投入来维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加之中国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已达世界前列，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不可持续的状况下，依靠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就显得至关重要。

四是各类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随着经济的增速放缓，原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掩盖的一些风险、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从国内方面看，包括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凸显，房地产市场运行依然充满变数，银行不良贷款等金融风险攀升，等等。从国外方面看，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对外投资遭遇壁垒等风险都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5]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包含着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凸显等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在世界经济高度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无疑会对与之联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二 中日经贸关系相互依赖互补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的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依赖互补性特征显著增强，同时其经济运行的联动性风险也在不断提高。

（一）中日贸易关系

1.从贸易规模看，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日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2001年以后，中日贸易额迅速增加，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出现了短暂下降，但此后又开始不断增加，到2011年底已增加到3449亿美元，为历史最高值。从2012年开始，由于来自中国的需求减少，中日贸易额再次出现下降，201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20亿美元，同比减少6.5%，2014年为3092亿美元，同比减少0.9%，降幅收窄。虽然近期中日贸易总额有所减少，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从贸易联系看，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

2001年到201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整体上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其在日本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整体上却不断上升（参见表3-1）。201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占中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