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作为德性的正义，我们通常将其视为一种个人品质，即使我们所设想的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某些（根本的）关涉，但罗尔斯和其他一些人则直接将正义视为“社会制度的第一德性”，因而“作为德性的正义”是适用于个人还是适用于社会，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本文将反思和探讨这种歧义性（ambiguity），尽管本文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个人正义。

然而，个人正义的观念，就其所涉及的范畴而言似乎也是模糊不清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正义作为个人（以及社会）的首要德性，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伦理意义上的事务都应服膺于正义的观念（dikaosoune）。但就其现代用法而言，正义仅仅涉及部分个人道德。如果一个人说谎或疏于照顾他的孩子，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更可能是其他，而不是不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正义自然而然地指涉与财物或财产相关的道德问题。我们将偷窃或者未给予一个人其所应得视为不正义；而如果要在某一组织的成员之间分配益品（或负担或同时分配两者），某一分配者随意使用或依照无正当理由的标准来分配，那么他也会被视为不正义（在此，后一种情况显然已经涉及社会正义，或者说至少涉及组织的正义）。严格地说，作为个人德性的分配正义，（至少）集中体现于财物及其他分配品的问题上。

一 历史

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正义观念，虽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所涉及，甚至更早就为人所知，但《理想国》中的个人正义概念表现出德性伦理的鲜明特色。诚然，柏拉图将个人正义理解为类似于城邦之中“显而易见的”正义，但他将城邦或共和国视为一种机体或蜂巢，而个人正义并未被设想为首先要考虑与正义的制度和法律保持一致。毋宁说，正义的个人是这样的：其灵魂为对善理念的洞察所引导，而这种洞察使得灵魂之中的理性得以支配激情与野心。当且仅当此时此种状态下的心灵，才是和谐、坚强、美好而健康的，个人正义正在于这种心灵状态。而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下做出的行为就是正义的。

之所以说这样一种个人正义的概念是德性伦理的，是因为它将正义（正义地行动）与人的内在状态紧密相连，而不是依据社会规范或好的后果来界定正义。但柏拉图的观点又是相当激进的，因为它一开始就遗留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问题，即正义的个人是否要克制不做出社会所禁止的行为，如说谎、杀人和偷窃。柏拉图最终力图说明，一个拥有健康和谐灵魂的人不会说谎、杀人和偷窃，但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其论证极为乏力。

亚里士多德通常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德性伦理学家，但对于作为德性的正义，其叙述没有表现出像柏拉图那么纯粹的德性伦理特征。这是因为他把个人正义置于环境因素之中，这些因素大多外在于正义的个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个人依照他的贡献或德性得到回报时，他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就是公正的。对于一个社会所能分配的任何益品（免除各种负担或恶物亦可换算为益品），德性极为高尚者都应当获得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于应得的社会正义观念（desert-based con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而亚里士多德将个人的正义之德（the virtue of individual justice）看作这样一类问题，即是否愿意恰当地尊重并促进正义的社会安排。要求得到多于其公平配额（fair share）的个人有贪婪之恶癖（pleonexia），而正义的个人能理性地洞察其自身在各种情况下所做的贡献，并拥有如此习惯（无须做出太大的努力就能控制与之相反的冲动）：其所取，不多于其贡献，亦不多于其公平配额。亚里士多德将所有的个人德性都视为习得的气质，视为存在于极端品质之间的中道（例如勇敢就是在懦弱与鲁莽之间取其中），因而他还认为，所取少于其公平配额，也不是好品质（尽管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复杂）。

然而，如威廉·弗兰肯纳曾指出的，这种对于正义的论述似乎是循环的或无根据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应得的公平配额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平，那么其公平配额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独立于他在实际取得某一特定配额中是否表现得有德性，而后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又依赖于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即能够知道其公平配额是什么的能力。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亚里士多德是否真正给出了明确的正义概念，无论它是作为个人正义还是作为一种具有情境性的德性。

在人类知识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