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货币政策与道德风险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如何从2007年美国房价泡沫中汲取教训。为了明确研究问题，本文使用金融道德风险理论框架来检验中美之间的房地产政策。本文首先探讨什么是道德风险，而后分析此次房地产危机中，中国与美国房产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进而分析这一角色最终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大萧条。

金融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在以往几年中被频繁地使用于美国政策决策、金融机构行为的失误等相关领域的话题中。真正的金融道德风险基本上可以这样界定，即某人、某政党、某公司、某金融机构甚至是某政府，如果他（它）可以避免信用风险，他（它）就会采取同本应该承担一切后果的行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所谓“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引发的潜在的金融成本最终由别人承担^[1]。对这类行为背后想法的概念界定，就是所谓的“金融道德风险”^[2]。这类风险往往难以控制，尤其是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通常以理性的行为方式为表象，不诚实的“理性人”总是假设“保险公司有足够的钱用以赔付”，殊不知，保险公司的保费来自有限的投保人^[3]。

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关于金融道德风险的例子是购买联邦洪水保险。按照洪水保险条款，允许投保人定居在泛洪高发地区，并且保险可以覆盖与洪水相关的许多其他损失。如此一来，洪水保险无疑会鼓励人们致力于无须考虑承担全部金融与财务恶果的行为方式。导致的后果是，由于洪水保险的普遍适用性，该保险成为了一项在美国几乎无法改革的政治议题，如果试图阻碍这一项目，将会激起社会广泛且强有力的抗辩活动。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公共政策鼓励极端性承担风险的行为同样发生在美国的房地产领域。尽管政策本身既不会创造房地产泡沫，也不会加剧危机的出现，但是房地产政策支持下的房地产市场引发了泡沫的出现与破灭。

本文第一部分按照如下内容展开：①探讨为什么把美国2007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归因于货币政策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②检验美国政府支持美国房产所有权扩张的政策是如何引发道德风险的；③探讨新的金融工具与按揭资产证券化的创新在金融危机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对道德风险属性的研究，为读者提供审视道德风险的更加全面的视角。

本文第二部分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中美房地产政策的相似性；在结论部分（第三部分），本文探讨中国房地产政策决策者在后危机时代将如何从美国的危机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住房与房产在美国历史背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居者有其屋”已经根植于美国国民的文化之中。它是同个人主义、西方前沿的浪漫观（自由观）与自我实现等信仰紧密共生的事物，甚至可以追溯到1862年的《宅地法》。该法案得以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为所有想在西部拓荒并建造住房的人提供160英亩（相当于65公顷）土地。但是，政府并没有直接涉足“纯粹为定居提供土地”这一领域。20世纪3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萧条后，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一部分，政府的政策致使众多机构直接鼓励与促使房产所有制的推行。下文将阐明推行与演变的过程。但是，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在各种政党集团的支持下，已经深深地卷入房地产市场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自诩为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其政府的主要角色却驻足于住房政策领域^[4]。

一 美联储在房地产与道德风险中的角色

现存道德风险的始作俑者当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团及其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尽管格林斯潘主席在任期间获得了近乎传奇的声望，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中央银行也创造了一个极具风险的经济环境^[5]。

要更好地理解美联储的行为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的经济历史与美联储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伴随着低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学称之为“滞涨”）。从1979年开始，当时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保尔·沃克推动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激进色彩的通胀保卫战，一时间货币供给紧缩，利率升至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手段效果显著，到80年代初期，通胀压力得到明显缓解，美国从此开始了一段较长的低通胀时期，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保持在可接受的每年2%～3%的增速水平。

1987年，阿兰·格林斯潘接替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