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6年05月 |
一
中国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化,首先要认准转化的方向,亦即中国文化在现代当往何处去?中国文化的现代方向何在?对此的思考框架通常是古今中西之辨。古今中西之辨,其实是个笼统的说法,不乏被误解的可能。就个人理解,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西方文化的古今之别为参照系,来照察中国文化可能应当呈现的古今之别,从而明确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向。这是一个追寻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普遍性,不是指以西方文化为普遍标准或西方哲学传统所追求的普遍化,而是指价值、意义上的普遍性,是指对现代社会治理、对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联系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向,然后沿此方向与自身的传统文化相接续,发展出有自身的独特文化内容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新文化。这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之定向和指导下的一种返本开新。
毋庸讳言,国内通常的中西文化比较,往往着重于寻求彼此的特殊性,亦即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特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更多的时候,中西比较又是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的问题意识入手的。两者混杂的结果,是“古今中西之辨”中的“中西之辨”很难避免方法和结论方面的混乱。由于“现代转化意识”的融入,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相比较的现象,这在比较方法上说是不成立的。又如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标准的“西方中心论”,以及过于确定文化本位的“中国文化特殊论”等,也是这方面的问题纠结不清的表现。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最好分几步来思考,而每一步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自觉:首先,必须弄清现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其次,在此基础上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最后,沿着明确的方向,通过选择恰当的解决路径,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予以清理,发展出能接续传统而又适应现时代的中国新价值观。
实际上,这一工作至少自20世纪初即已启动,但由于任务的急迫性和复杂性,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就其初期的努力来看,我们往往要求一步到位,尽快达成见效的方案,很难保持平心静气、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心态;[1]或者说这个过程本身就可能是漫长的,需要时间的积淀和现实的探索,也需要环境和条件的配合。而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我们难免要以西方文化的“古今之别”为参照系,以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然而,对于西方文化的“古今之别”,很难说已经取得明确而深入的认识,毋宁说大多停留于不够深入的层次,未把握“古今之别”的深层脉动,由此我们对文化现代性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可以说,这第一步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就不明确,后几步的规划就难以展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就难以顺利实现。
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然后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足略作检讨。由于这个问题很大,这些探讨只能是大致的论纲。
二
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与其说是个表示时间的概念,不如说是与价值判断相关的概念,其中的价值判断应该是基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而做出的。当代社会学中关于“现代性”的探讨,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域的形成,直接针对的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现代生活在各方面的特质。也正是基于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异同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
其一,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这首先意味着两者之间有区别。这种区别,从大的方面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断裂式”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化之现代,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告别、决裂。这种断裂,当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我们很难明确指出现代与传统在某个具体时间相分别或发生断裂;而是指现代文化根本上是与传统文化异质的,两者的价值系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另一种是“融贯式”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仍然方向一致,前者无非是后者自然而然的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孕育了新的文化因素,但这种因素与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并非不相容,并且与传统价值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价值关联。[2]可以说,这两种理解各有所见,而着眼点不同;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