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中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4岁。该事件令舆论一片哗然，不仅媒体对其全过程进行了跟踪报道，各级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并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留守儿童关爱救助行动。在慈善领域，以留守儿童关怀为主题的项目也备受关注、明显增多。

背景：全国留守儿童人数超6000万

留守儿童是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21世纪初经全国性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0%，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1]报告指出，有46.74%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因此其中大部分孩子只能与祖父母或其他人一起居住，而小部分（3.37%）甚至处于单独居住的状况。

因为缺乏关爱，多起惨剧在留守儿童群体中上演：2010年，陕西省扶风县杏林镇5名六年级学生相约自杀，其中4人为留守儿童，幸亏抢救及时最终全部脱险。^[2]2013年，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3名留守儿童在池塘洗衣玩耍时不慎落水，被发现时已全部溺亡。^[3]2014年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1名9岁儿童在获悉母亲再度不回家过年的消息之后，在家中自缢身亡。^[4]

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伤痛”。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的法律规定上存在盲点。我国在儿童保护政策方面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根基、《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由《母婴保健法》《收养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系列法律共同构成儿童保护政策体系，为儿童提供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和安全方面的保障。这些政策数量众多，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往往原则性规定多、操作性规定少，尤其缺乏针对留守儿童保护的权威性政策。

留守儿童两年无人监护

2015年，悲剧事件再次发生。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留守儿童集体服用农药，被发现后经抢救无效全部身亡。事件发生之后，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深入报道，基本还原了事件全过程。

事发时的6月9日晚11时30分，茨竹村村民张启付正在收拾自家装修中的房屋院子，突然听到隔壁4个孩子家有响动。以为是野猪出没的张启付马上打着手电进屋观察，却意外发现一男三女4个孩子躺在地上，其中男孩还在抽搐。他立即报警，接警后田坎乡派出所公安人员和村干部马上将4个孩子送到邻近的卫生服务中心抢救。然而，男孩在送医之前就已完全失去生命体征，另有两个孩子在送医途中死亡，还有一个女孩在卫生所抢救无效死亡。检查结果显示，4个孩子因为服用农药中毒身亡。

当地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显示，4名孩子是亲兄妹，独居留守，在田坎乡上学。老大张启刚是男孩，去世时年龄14岁，在田坎小学就读6年级；剩下的3个是女孩，其中张启秀9岁，就读田坎小学二年级；老三张启玉8岁，就读田坎小学一年级；最小的张启味5岁，就读田坎幼儿园小班。四个孩子的母亲任希芬于2013年离家不归，父亲张方其常年在外打工，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平常4个孩子的饮食起居都由大哥张启刚负责，完全处于无人看护状态。

事发后，当地居民对4个孩子的离世表现得极为意外。据村民介绍，这4个孩子并不淘气，也不在外惹是生非，但性格十分内向，基本与村民没有任何交流来往，也不与村里其他孩子玩耍，生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特别是在事发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4个孩子就很少出现在村民们的视线中。而根据当地学校人员的反映，4个孩子中除年纪最小的姑娘稳定入学外，其他3个孩子都时常逃学。校和乡干部曾多次上门劝其返学，但他们不理会劝告，有时还紧闭着大门，拒绝与外界进行直接沟通。^[5]

6月11日，贵州省民政厅经过更为详尽的调查，发布《关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张启刚等4名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初步调查通报》。该调查通报称，张方其家庭从2012年起就被纳入农村低保，每个季度的保障金额为531元。2014年，张方其户饲养生猪两头，种植玉米收获1500斤，拥有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02元，拥有一套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的住房，在当地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