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文献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研究较多，主要有三种普遍性学术观点，即断裂、土字形、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1][2][3]另外，关于超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也有一些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研究观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上海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土字形”的非标准金字塔形结构转变为标准金字塔形结构；^[4]有研究者认为，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5]

从以上关于中国以及超大城市上海、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处于何种形态尚未达成共识；第二，超大城市上海、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处于不同形态；第三，“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未来社会结构发展的共同目标；第四，以职业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是学界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这些既有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数据均来自以国家或一个地区常住人口为对象的抽样调查或普查得出的结论。但是，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是由户籍人口和居住在流入地半年以上的常住外来人口共同组成。当前是人口流动大变迁的时代，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已经占到了常住人口的四成左右，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口倒挂的现象。这样来看，常住外来人口对一个地区的人口总体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对一个地区的常住外来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不应该被忽略。

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170.5万人，户籍人口达到1347.9万人，常住外来人口达到822.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7.9%。如此规模庞大的常住外来人口势必对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总体型态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北京市正处在一个人口大转变的历史关键期，2016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这一红线不能突破，为此，北京市城六区的常住人口要比2014年下降15%左右。这也是北京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而人口调控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常住外来人口”。因此，这就有必要弄清楚，作为北京市人口调控主要对象的常住外来人口到底是由哪些群体构成，这些群体处于哪些阶层，每个阶层群体占有多大比重，呈现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形态，这些群体的社会阶层在区域分布上有何特点，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将对北京市下一步人口治理工作大有助益。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使用了2014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该项调查至本文形成之时已经连续开展了六年，样本抽样框主要来自调查年前一年的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采取PPS方法进行抽样。根据本研究目的，主要是从2014年全体样本中截取北京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涉及样本共计7998人，剔除在京居住不足半年的流动人口，共剩余样本7043人，占涉及样本总量的88.06%，这部分即笔者所要研究的且符合条件的在京常住外来人口。在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方面，有收入、职业以及国际经济地位指数等测量标准，在学术领域较为通用的方法是采用职业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并用职业结构表示社会阶层结构。^[6]

二 样本基本情况与特点

（一）样本基本情况

在北京的样本中，2014年国家卫计委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涉及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大兴区、顺义区、昌平区、通州区、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13个区。通过对7043人的样本情况分析可以得出：①按性别划分，男性占57.1%，女性占42.9%；②按出生年划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占1.5%，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占9.7%，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占27.5%，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占48.8%，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占12.5%；③按户口性质划分，农业户口占66.9%，非农业户口占33.1%；④按受教育程度分，未上过学的占0.6%，小学学历的占5.4%，初中学历的占38.7%，高中学历的占21.2%，大学专科学历的占15.8%，大学本科学历的占15.8%，研究生学历的占2.4%；⑤按户籍所在地划分，河北省占23.3%，山东省占12.7%，河南省占12.6%，安徽省占6.1%，黑龙江省占5.4%，其余四川省、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等省份所占比例均低于5%；⑥按流动原因划分，来京务工经商占93.2%，随同流动占4.6%，投亲靠友占1.0%，其他婚嫁等占1.2%；⑦按婚姻状况划分，未婚占20.5%，初婚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