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开始通过整合光明日报、健康报、《科技生活》周刊、蝌蚪五线谱、北京晚报等权威媒体上发布的辟谣信息推出了一款网络信息产品——《每月“科学”流言榜》。该产品每月推出7～11条的辟谣信息，对社会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流言进行反驳、澄清与解释，并得到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技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技传播协会的技术支持。所以，《每月“科学”流言榜》在北京市官方发布的辟谣信息中可以算得上是较为科学规范的。为此，笔者搜集了该信息产品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共12期中的98条辟谣信息（原本有111条流言信息，其中有12条流言是真的，1条流言是重复的），^[1]以此来分析北京市网络辟谣信息的构成要素及其理论效果。

根据已有辟谣实证研究，辟谣信息构成要素可以分为5大类，即辟谣来源、谣言介绍、谣言反驳、真相陈述、情愫唤起。在98条辟谣信息样本中，提及辟谣来源的有28条，占所有样本的29%；介绍了目标谣言的有98条，占所有样本的100%；反驳了目标谣言的有64条，占所有样本的65%；陈述了事实真相的有80条，占所有样本的82%；包含反向情愫唤起内容的有23条，占所有样本的23%。

图1 辟谣信息构成要素出现频次与占比

一 辟谣来源

从已有辟谣实证研究来看，在辟谣信息中描述可信度较高的辟谣来源比描述可信度较低的辟谣来源或没有描述辟谣来源，能够更多地降低谣言的可信度或影响。同时，专业对口者、谣言受益者与层级适当者曾被数据证明是三种可信度较高的辟谣来源。^[2]在28条提及辟谣来源的辟谣信息中，有24条辟谣信息包含了专业对口的辟谣来源，占86%；有4条辟谣信息包含了层级适当的辟谣来源，占14%；只有2条辟谣信息包含了谣言受益者开展辟谣的内容，占7%；还有4条信息仅限于模糊地描述了辟谣来源，占14%，如“北京权威检测机构”“英国专家”“丹麦医生”“疾控部门”，因此它们不能被归为高信度辟谣来源。

图2 各类辟谣来源出现频次与占比

在所有详细描述高信度辟谣来源的24条辟谣信息中都出现了专业对口的辟谣来源，而层级适当或因谣受益的辟谣来源通常会以两种方式出现。

一是同一辟谣来源既是专业对口者，又是层级适当者或谣言受益者。例如，在2014年11月出现的一则名为“感染埃博拉会变‘僵尸’吗？”的辟谣信息中，针对网上人们传播的“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妇女在被确证死亡后突然苏醒，并变成僵尸四处行走”的谣言，解放军塞拉利昂医疗队医疗组主任做出了澄清，即存在医务人员因为害怕接触病患而错将身体虚弱的病患确诊为“已经死亡”的可能。一方面，“医疗队医疗组主任”属于专业对口的辟谣来源，受众会因为信服于他的对口医学知识而更加相信辟谣信息。另一方面，“解放军塞拉利昂医疗队医疗组主任”又属于层级适当者，受众会因为辟谣者距离谣言事件发生地较近而更加信任辟谣信息。所以，这一辟谣来源既可以被看作是专业对口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层级适当者。

又如，在2014年12月出现的辟谣信息“转发微信能赚话费？”中，针对“用微信转发某一信息10次就能赚290元话费”的谣言，联通、移动与腾讯的客服人员分别表示不存在这种“送话费”活动。一方面，“联通、移动与腾讯”属于谣言受益者，因为该谣言一旦大面积蔓延并为人所信，那么将给移动、联通和腾讯公司带来额外的流量收入或新增用户。所以，它们不惜牺牲自身利益而担当辟谣者，将使受众感知到辟谣者是不受操控的、诚实的、正直的，继而更加相信辟谣信息。另一方面，移动、联通和腾讯公司的客服人员又可以被看作是专业对口者，因为受众通常会把他们归为较为熟知自己公司业务活动的专业人群，并因此而更加信任他们给出的辟谣信息。

二是在一则辟谣信息中既存在专业对口的辟谣来源，又存在层级适当或因谣受益的辟谣来源。例如，在2015年8月出现的一则名为“氰化钠可能导致毒雨吗？”的辟谣信息中，针对美国大使馆声称的“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泄漏的氰化钠将导致雨水含毒”的谣言，以及当地居民产生的“天津海河防潮闸附近出现大量死鱼与水污染有关”的错觉，“美国大使馆”与“天津市环保部门和农业部门”分别做出了澄清：一是氰化钠在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