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的海洋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对海洋的重视与日俱增。2003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海洋局制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提高海洋实力（由海军力量、海洋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构成），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海洋技术列为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的五个战略重点任务之一。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在现有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施“海陆统筹”，推动中国海洋开发和陆地发展齐头并进。2010年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更加明确地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以海富国、以海强国的目标，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1]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确定了新的战略思维，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设立了新的战略目标，谋划了新的战略举措，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进行了新的战略动员。^[2]可以说，发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本文将就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发展的动力、功能及限度进行研究与探讨。

一 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的发展动力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实现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开发与管理。就本质而言，对海洋通过多种手段进行控制的能力就是海权。中国发展海权的动力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方面的需求。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改变，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源、工业原料、产品、市场、效益、利润和就业等严重依赖外部世界。我们民族五千年来的经济生存方式由“传统农业内向型”正在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3]。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贸国、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2012年进出口总额3.8万亿美元，2013年进一步达到4.16万亿美元。^[4]由于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全球化绝对有赖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因此，它本质上是海洋性的，这使它与海军有了特别的关系。国际海运，特别是集装箱航运，提高了世界贸易的收益前景。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是可预期的，有迹可循，遵守详细的提货和配送日程，以及安全的。^[5]此外，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程度的加深，海外利益的保护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海外利益是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的成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6]目前，中国海外利益已呈现“井喷”之势，世界任何地区的动荡与冲突都可能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7]因此，中国海军需要更多地出现在危机海域，以配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保护各类海外利益。

二是安全方面的需求。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海洋世纪”的双重作用下，海洋逐渐成为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世界各国围绕海洋展开的竞争与争夺更加激烈。我国与部分海上邻国存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在美国等外力推动下，我国的海上安全形势趋于严峻且近海海洋权益频遭侵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有超过15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与周边邻国有争议，岛礁归属争端尖锐，海域划界分歧严重，资源开发矛盾激烈。苏岩礁及中韩渔业问题、东海钓鱼岛及“春晓”油气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