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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的贵州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司法工作

    作者:张可 出版时间:2016年05月
    摘要:

    贵州是全国重要的民族省区,少数民族众多。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根据本省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宪法、法律和民族政策的范围内,对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司法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地区司法工作的开展,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贵州得以巩固,极大地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是全国8个民族省区之一。贵州少数民族成分有49个,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17个少数民族世居贵州。贵州少数民族成分之多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五位。[1]民族众多是贵州最基本的省情之一。解放初期,为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贵州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宪法、法律和民族政策的范围内,对民族法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一 民族区域自治与贵州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早期探索

    1.解放初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六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2]

    结合贵州少数民族分布既有聚居又有杂居的特点,1950年12月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行政会议通过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指示》,该文件指出:“贵州少数民族的政权建设,基本上是个民族联合政府问题,在部分区、乡、村及个别县则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3]同时还确定:“民族杂居地区,到有了相当数量的干部时,成立各级政府委员会,按各族人口比例决定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名额。各级政府机关,原则上也按各族人口比例吸收各族适量名额的干部参加各部门的工作。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专员、县长、区长、乡长、村长),由各该地区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任正职、人口次多的民族任副职”,“贵州民族杂居区成立联合政府的程序,一般应该是采取先下级后上级的程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条件具备时应实行区域自治”。

    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批转上述文件时指出:“最近三个月,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剿匪的胜利,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到来,汉族地区群众反封建运动的开展),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地要求社会变革。”[4]民族区域自治是少数民族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贵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分两步走,即第一步,成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成立区域自治地方。

    2.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195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经过联合政府创造条件,将来实行区域自治,在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区的聚居,或一个乡的聚居,都可以实行在联合政府之下的‘小区域自治’。”[5]

    1950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和中央民族访问团召开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在少数民族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开展建政工作。1951年2月,又召开了贵州省民族工作会议,明确了贵州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具体步骤,重点在专区、县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区、乡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创造经验,开展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根据上述指示和会议精神,1951年6月,镇远专区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镇远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此后,镇远专区所辖的炉山(今凯里)、黄平、施秉县及独山专区丹寨县相继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至1951年底,贵阳、镇远、贵定、独山、毕节5个专区,贵筑(今花溪)、清镇、贵定、龙里、长顺、惠水、平越(今福泉)、都匀、独山、三都、炉山、黄平、丹寨、施秉、三穗、安顺、平坝、贞丰、水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织金、金沙、纳雍、赫章、威宁27个县及松桃县的第一、二、三区,相继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本地区应制定改革的各项事宜。在上述专区及各县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中,均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计有副专员4人、正副县长16人、政府委员297人。[6]随着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贵州得到了较好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