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急剧的转型，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冲击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刘继同，2005）。随着社会转型，社会问题丛生，社会治理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手段，社会工作逐步被政府决策者所看重（田丰韶，2014）。2011年，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与西方社会工作自我积累和自然生成的特点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都带着政府“强势建构”的色彩（史柏年，2013）。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拉开了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的序幕，当时被理解为“应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也随之恢复重建。然而，在我国，社会工作长期以来没有在政策层面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也缺乏在实务领域的专业实践。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一直是教育先行、实务滞后。在理论发展层面，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对实务的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而成为泛泛之谈（范明林、徐迎春，2007）。

然而，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专业来说至关重要：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确立、社会工作方法的形成、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等，无不与理论的发展紧密联系（李迎生，2008）。其中，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工作的，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我们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中发展社会工作理论，必须考量中国特有的文化对其的深远影响（田毅鹏、刘杰，2008）。

沃尔顿和那塞（Walton & Nasser，1988）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和扎根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理论工作的重点不同：引进阶段的理论工作，要引入和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阶段的理论工作，要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并在中国的语境下进行诠释和创新；扎根阶段的理论工作的重点则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脉络，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从而可以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对话并为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目前，中国还处于为实现理论本土化而努力的阶段（徐选国、侯慧，2013）。从2004年开始，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才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研究中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唐咏，2009）。

没有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就没有强劲的社会工作（何雪松，2012）。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构建势在必行。学者们指出，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构建存在两大方向：外来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对“本土性”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总结和构建（李迎生，2008；王思斌，2001）。但对如何有效建构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及实践理论、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依然缺乏清晰的、具体的讨论。

近十几年来，“实证为本”的理念被引入并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逐渐发展出“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理论。“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遵循了实证主义的范式，符合社会工作一贯追求“科学性”的传统。“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兴起，不仅帮助前线工作者基于实证证据做出基于服务对象利益的实务决定，也回应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脱节问题，支持研究人员进行“实证为本”的研究，从而建立系统性及经实践检验的社会工作理论。

那么，“实证为本”的实践，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呢？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尝试提出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概念、论述其构建的重要性，并介绍“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兴起背景、基本内涵、基本执行步骤、主要评价，以此为基础探讨应用“实证为本”实践模式构建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

二 发展中的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

（一）何为“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

什么是“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答：什么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王思斌（2001）认为，“本土”是一个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