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几乎与人类文化同时产生并发展起来。宗教文化，可以说是“对人类和社会影响最深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而且积淀在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中，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1]

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历来十分紧密，许多文学作品都以宗教为题材，反映和表现宗教生活，宣传宗教思想；反过来，文学也可以影响读者对宗教的选择与信仰。近2000年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一直在西方居于统治地位，并塑造了西方独特的基督教文学与文化传统，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

《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发表于1843年，是查尔斯·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斯克鲁奇在圣诞前夜的奇幻经历：吝啬小气、老奸巨猾的斯克鲁奇，在三位圣诞精灵的指引下，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受到启示，终于幡然醒悟，从此成为一位仁慈博爱、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圣诞颂歌》以很大篇幅描写了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场景，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也已经成了现代圣诞节的约定风俗，如家庭团聚、互赠礼物、烤火鸡等，连家喻户晓的圣诞祝福语“Merry Christmas”也是从此兴起的。

《圣诞颂歌》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尤其是圣诞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法国作家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中，一开头就写道：“1870年狄更斯逝世时，在所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家庭中，人们就像家里死了人那样将这个消息告诉孩子们。有人说当时有一个小男孩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圣诞老人也会死吗？’”^[2]由此可见《圣诞颂歌》在西方国家的受欢迎程度。

本文试图从《圣诞颂歌》3个不同译本出发，运用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描述不同译者对基督教文化因素的翻译实践，观察他们使用的翻译方法，最终得出处理文学作品中宗教词语的翻译原则。

翻译规范研究

对翻译规范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时达到高潮。最早把“规范”一词引入翻译领域的是列维（Levy），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管是在译本的选择上，还是翻译方法的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众多选择。译者需要对翻译文本、技巧等进行权衡。随着研究的深入，涌现出一批对“翻译规范”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代表人物有图里（Toury）、赫曼斯（Herman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等。

最早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图里。图里把翻译规范分成3类：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起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备规范决定着译本的选择以及是直接翻译还是间接翻译（从某个译本转译）的问题，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目标语文化的翻译政策、历史背景等因素的规范。起始规范从宏观上决定译者的翻译方法，如果译者把源语文化规范作为翻译标准，则译本充分性（adequacy）强；如果译者把目标语文化规范作为翻译标准，则译本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强。操作规范关系到翻译过程中具体的翻译策略，它又可以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文本语言学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3]前者从宏观上决定着翻译原则，如段落的划分、文章内容的删减、增加等；后者从微观上决定着翻译原则，如语言风格、句子结构、语法、修辞等。

赫曼斯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在交际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不同的社会个体和群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权力关系，不得不在各种权力中进行权衡和选择（decision-making）。^[4]规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体，它指导着交际过程的决策。赫曼斯没有把所有控制或影响翻译过程的动因都归类于“规范”，在这一点上他比图里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按照对翻译活动影响程度从小到大的顺序，列出了一系列因素：

惯例—规范—规则—法令^[5]

与习俗（conventions）一样，规范源于人与人之间共有的知识、期待和对事物的接受程度等，但是规范的约束力和规范性要比习俗强。规范也有强弱之分，如果某一规范慢慢变强，它就会成为规则（赫曼斯认为这里的规则实质上是一种强度较大的规范），而当规则慢慢变强，强大到它成为做某事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