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与“一带一路”等战略一起，长江经济带第一次真正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三级阶梯格局，系统推动东中西联动和全域开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客观来说，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性与长远性挑战，需要在系统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适当的应对策略。

一 长江经济带当前面临的挑战

《意见》认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推动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上述五个“有利于”涵盖经济增长、城镇布局、区域协作、对外开放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但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长江经济带在这五个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上中下游差异巨大，长久形成的阶梯特征十分明显

1.本底的差异性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差异性

上中下游地区在人口密度、人均和地均产出、城镇化率和三次产业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呈现明显的阶梯差异，也决定了三大地区不可能走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总体而言，上游和中游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是依托资源进行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时期；而下游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进行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目标任务的不同，为整合发展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如果能够利用产业布局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实现不同门类产业、不同链条环节的优化布局，将有可能真正实现跨地区的联动发展。

2.传统红利消失将有可能影响到上中下游联动发展

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之后，劳动力资源、成本和政策等我国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削弱，跨国企业的布局也越来越多的向东南亚、非洲等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这一因素将有可能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上中游地区必须要充分发挥资源、市场等的整合优势，创造更加优良的要素集聚环境，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切实提高竞争能力。

表1 2013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本底情况对比

（二）中上游地区腹地潜力难以发挥，除主要节点外的沿江内陆，其他地区增长乏力

1.资源潜力受制于地形和交通条件而难以发挥

尽管具有丰富的资源潜力，但中上游地区特别是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以西的大部分地域都是用地条件较差的山地，同时国家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中有8个地处长江经济带，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限制多、成本高、拓展空间有限，资源对外供给和本地化利用的难度都较大。建设条件的限制使得产业和城镇布局都集中在有限的几条通道上，通道上的主要节点地区发展相对较好，而其他地区则普遍动力不足、发展缓慢。

2.内需潜力释放还需要长期积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2013年中上游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最高的重庆为15270元，仅为上海的39%、浙江的62%、江苏的65%，如果该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能够提高到下游地区水平，其释放的内需潜力将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新增长点，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但也应该看到，内需潜力的释放依然任重道远，虽然中上游地区已经实现了点的突破，但面上的发展仍然乏力。特别是中上游地区集中了国家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的8个，这些地区依然处在需要“输血”的阶段，“造血”能力严重不足，扶贫任务艰巨。

（三）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布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

1.城镇空间主导方向不一

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空间发展总体策略，相邻省市的主次廊道方向不一，增加了协调对接的难度。以中游的湖北和湖南两省为例，湖北近期着重推动“两圈一带”空间战略，即以长江经济带串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