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通常指一种在人们之间流传但缺乏证实的说法。^[1]传统媒介生态下，谣言主要是口耳相传。然而，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和融入我们生活，其在带给我们信息畅通和便利的同时，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虚假谣言也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疾。微信公司专门设置了谣言举报功能，同时也开设了“谣言过滤器”公众号，推送辟谣文章来大力清理谣言。

不过，谣言的长期存在有其必然性，因为其暗符了人们的特定需求。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奥尔波特研究了战争时期的谣言，将谣言传播公式总结为：R（谣言的流量、强度）=I（重要度）×A（模糊度）；强调谣言的流行与传播，受事件本身重要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之后，克罗斯进一步将此公式发展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2]认为谣言的传播不光取决于谣言事件本身，还与受众的认知有关，明确提出了人的因素。后来的学者提出的谣言要素，基本也没有脱离事件和人这个关键点，比如胡钰指出事件本身的反常性，^[3]Rosnow认为，影响谣言传播是重要性、模糊性、焦虑和可信度四个因素，^[4]Lee和Faye也都认为，在情境模糊性较高、威胁性或变化性较大时，个体焦虑感更强，谣言更容易产生。^[5]

总体来看，谣言得以传播，从谣言事件本身的角度，要具备重要性和模糊性，同时从受众的角度，要具有焦虑感、威胁感。从人的心理机制来看，受众的焦虑和维系感究其动机根源来自不确定性，也就是控制感的缺失。而谣言则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消除机制，能够暂时增加控制感，这造成了谣言长期稳定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的心理动机根源。控制感被心理学家认为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动机之一，^[6]控制感强的人感觉生活中的结果是由自己决定掌控，而控制感弱的人则感觉是由其他人或某因素决定。^[7]控制感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做一些有控制感的事情通常让人变得更加健康、更适应环境，^[8]控制感的缺失则会带来抑郁、压力、焦虑等一系列问题。^[9]控制感的重要性，使人常高估自己的控制感，在一些实际无法控制的情景中也感到可控。谣言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心理，通过虚假的关系连接制造出一种控制感的幻觉。当人们面对失去控制感的情形时，如在战争、灾难、疾病面前，急需获取信息增加自己的控制感，谣言乘虚而入恰恰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网络上谣言的盛行，是对线下真实生活中民众普遍焦虑情绪的反应。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人口迁移、科技和知识更新，以及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在商业社会及陌生人社会转型，这也衍生了对陌生人的信任危机问题。原来我们生活的农村或小城市，大家彼此熟悉，信任自然地存在于邻里亲友这样的强关系中。而目前，随着人口的大量城市化转移，我们进入了一个依赖于商业契约的陌生人关系中，其信任需要建立在法律规则、社会公德、职业精神等之上，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阵痛的转型过程之中。再加之早几年频频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诸多社会问题，公众对这些议题确实存在着普遍的关心和焦虑。这些焦虑反映的是民众对当下快速变化世界的一种恐惧和不安，需要寻找一些合理的解释来消除这些不确定性，这就为网络谣言的存在提供了需求空间。

另外，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因而谣言的传播机制可能也与过去不同。特别是微博和微信等社交网络的出现，在扩大了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平台。针对谣言在微信中的传播特点，郭小安和薛鹏宇比较了微信与微博谣言的区别，认为“与微博的大众化传播特点相比，微信传播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且人际传播特点更为突出，意见领袖对信息的引导能力并不明显，这将导致微信谣言难以及时监测和预警，谣言沉淀的时间长，甚至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10]靖鸣和朱燕丹也分析了微信谣言的特点，认为微信点对点传播的特点可能增强谣言传播负效应，而强关系社交也可能强化谣言传播可能性，并认为消解微信谣言面临的困境为自净功能削弱，缺乏意见领袖和公众平台消息发送限制。^[11]赵前卫和马缘园将微信谣言分为六个类别——危言耸听类、解构传统类、伪科学类、伪求助类、无中生有类、虚假新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