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1]如何发育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是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2]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0.6万个。^[3]截至2014年9月底，北京市区县两级累计登记社会组织9091个，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达18195个。^[4]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栅栏研究团队（以下简称课题组）于2014年3月进入大栅栏地区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便是针对在地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培育与孵化，以期达到培育居民的公民意识与社区参与、增加居民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组织的孵化来活化社区的目的。

一 选取前门大栅栏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大栅栏街道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角，面积1.26平方千米，下辖9个社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选取前门大栅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为我们探索大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有机更新与社区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该处本地居民老龄化程度高，为研究老龄化社区的社区服务提供一个可能参照的模板。同时，该地区流动人口占总居住人口的一半左右，且流动性大，这也为城市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提供宝贵经验。通过回顾政府历史上的一系列权力运作以及政府城投企业的尝试，可以为我们选取社区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提供经验依据。

（一）前门大栅栏——旧时老北京市井文化的核心

大栅栏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梨园文化、京味文化、会馆文化、商贾文化、仕子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北京城区历史最长、遗存最多的传统市井商业区。该区域从元明时期开始形成，到清代成为北京城的主要商业区，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有人以“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来描述此地曾经的辉煌。瑞蚨祥、内联升、同仁堂、张一元等北京老字号皆发源于此，伴随着商业的兴盛此地也成为各类镖局银号的聚集地；旧时全国各地的驻京会馆遍布于胡同之中；作为徽班进京的第一站，百顺、韩家潭胡同是官方认可的现代京剧的诞生地；“八大胡同”中曾发生过的诸多名人轶事至今仍为人称道。

今天大栅栏地区的胡同仍保存完好，承载着北京乃至旧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地理节点——胡同里斑驳的旧时建筑随处可寻。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门大栅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栅栏地区毗邻天安门广场，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而成为新中国历史的“第一亲历者”，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一系列政府行为及重大事件的影响最为显著（见图1）。

图1 新中国成立后大栅栏地区经历的各类政府行为及重大事件

作为曾经的商业中心，旧时的大栅栏主要以私产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迁入人口、社会主义城市建设迁入人口以及过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人都有住房的需求。政府一方面通过没收“敌伪产”为新居民提供住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1956年政府开始对城市住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经租房”的形式把私有房产通过政府作为中介租赁给城市无房者居住。“文革”开始之后，私房主作为批斗的对象被打倒，所有城市私有住房的产权都上交国家，有些房主甚至被赶出了原有的住房。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带户退还”政策落实后，部分房屋的所有权才回到房主手中。“文革”后期的知青返乡又增加了对住房的需求，使得城市社区的居住密度进一步提升。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各单位发放了一些建筑材料供职工回家搭建防震棚。自此，大栅栏地区人口密度高、居住空间杂乱的格局基本形成。据课题组的前期调查结果，目前大栅栏地区人均居住面积5～10平方米。

1998年政府开始对城市住房进行商品化改革，一些有能力购置商品住房以及一些通过单位分房获得新居的居民开始搬离大栅栏，但同时，新的流动人口进入填补了过去的空间，而往往是搬走一家三口而搬入一个员工宿舍，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提高了居住的密度。

（三）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的运作

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投公司），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主导的城建公司“广安控股”下属的子公司，主要负责大栅栏文保区的改造与修缮。该公司2003年成立以来，配合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栅栏地区的改造工作，在政府主导的2005年煤市街改造以及2007年前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