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曾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单位既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的组织化形式，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组织化形式，还是社会整合的基本形式。^[1]单位制社区就是在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单位成员集中居住、统一管理形成的生活共同体。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北京单位制社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社区内部形成的是基于同志关系的强认同。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单位制社区也逐步衰落，社区内认同纽带解组，基于一般社会关系的弱认同成为社区内社会整合的基础。

一 单位制社区的起源与历史

单位制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共产党对军政事务的管理。其原型为革命时期对各种公营事业的管理，根源则在革命根据地的供给制度。在革命年代形成的“革命队伍”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群体，根据地党群团体、军队、政府机构和公营企事业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门。“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个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供给制使个人的私生活空间极其狭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完全依赖于“公家”的分配，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个人只要参加“革命队伍”中任何一个单位，便成了“公家人”的一分子。^[2]

单位制产生的根本动力是国家用行政手段组织人民。按照路风的研究，有三个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根据革命经验，党的力量在于直接掌握群众，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主要手段在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经济的落后性使得执政党需要且有能力以直接组织群众的方式向城市社会贯彻其权威。执政党直接组织群众需要以一种互惠关系为基础，基于此，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规定企业承担工人永久就业和各种福利的义务。第二个因素是工业化模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中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可是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等却远落后于苏联，国家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和分配资源以实现工业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这一矛盾导致了执政党和政权组织直接推动的对社会的大规模重组过程。在“革命后的”社会中，那些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很快丧失了合法性。一系列制度安排导致了社会基层组织转变为单位，初步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单位体制。第三个因素是科层体制和法制的破坏。“大跃进”和“文革”破坏了国家拟议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公民概念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无法发展，个人无法从各种组织和集体的依附中独立出来；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功能的瓦解使各种社会组织功能无法分化，经济组织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强化了个人对单位的依附。^[3]

单位制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革命成功后政权的建立方式是各级政府组织由军事接管而由党的组织系统直接产生。最初的行政组织构成第一批单位，形成第一批单位制社区。

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基层管理体制虽然经历了各种变革，但是以单位为中心整合社会资源和人口的整体思路一直延续下来。这中间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单位制度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管理的水平层面上，为保证对社会的无缝隙管理，除了逐步建立各种行政单位、经济单位和事业单位外，还进行了基层管理体系的改造。具体做法是废除革命前的保甲制度，逐步建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的基层管理层级，同时也通过居民委员会制度把城市闲杂人口组织起来。但是，随着国家完成对社会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各种非国有经济逐渐消亡，传统社区组织被清理，改组和强化成为以单位为核心的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单位体制逐步确立、街居制度渐渐边缘化。通过此一阶段，各种社会资源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成为单位制建立的制度和资源基础。

企业集体福利制度的建立成为单位制社区出现的最重要标志。集体福利有：职工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方便生活的设施如食堂、托儿所、浴室等；福利补贴：带薪探亲、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冬季取暖补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