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广泛，产生了多方面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同其“推销”技巧是分不开的。那么西方意识形态的“推销”技巧到底在哪？有无破绽？这是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布坎南国家观去审视与解答的问题。之所以选择布坎南国家观，主要基于三点原因。第一，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经济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布坎南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公众中都有不小的影响；第二，布坎南于2013年去世之后，西方学术界发表了诸多文章评述他的功过，但是国内对他的研究总的来说表观沉寂，而且也缺少批判性的视角；第三，布坎南国家观作为对美国政治体制与理念的一种辩护，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为此，美国自由基金会还专门编辑了20卷本的《布坎南全集》并免费开放给全世界读者阅读和下载。

从布坎南国家观考察西方意识形态特征及其技巧与破绽也具有一定创新性。国内学术界对布坎南政治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宏观的引介或者某一方面的分析^[1]，或者是探讨其理论对我国的启示^[2]，对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技巧进行反思和剖析的则基本没有。在西方意识形态方面，我国学者近年来做了不少探索，但是其重点更多的是剖析西方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特征^[3]，或与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的关系^[4]，对我国的渗透以及具体领域的应对等。^[5]以上文献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推销”技巧也着墨不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布坎南国家观入手对西方意识形态特征进行批判性反思则显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对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西方意识形态特征及技巧研究不足的一个补充。与此相应，本文将首先对布坎南的生平及国家观进行介绍，然后简述其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革新与区别，最后对其意识形态的技巧和破绽进行分析，并简述对我国的启示。

一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国家观

布坎南（1919～2013）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研究公共选择著称，并因此被授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清贫家庭，因无法负担一流大学的费用，而选择了就读家乡的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现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并于194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1956年，布坎南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资助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这使他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并进一步坚定了政府不是一种理想制度的观念。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合作发表《同意的计算》一书，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他们在弗吉尼亚工艺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推出了《公共选择》期刊，这些无疑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69年以后，布坎南开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与该研究中心随迁到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直至去世。布坎南著述颇丰，共撰写过20多部著作、300多篇文章。如果多数学者终其一生至多在某一领域的某些问题上开辟一条小径的话，那么布坎南则开启了一大领域的垦荒工作，不管这领域是称为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弗吉尼亚学派的政治经济学。^[6]布坎南的代表性著作除了《同意的计算》之外，还有《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1960）、《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1976）、《自由的限度》（1975）、《立契约中的自由》（1978）、《征税的权利》（1980）以及《自由，市场与国家》（1986）等。这些论著后来被自由基金会收录进20卷本的《布坎南全集》。

布坎南的国家观直接源于其公共选择理论及宪政经济学，并由四个核心“主义”（-ism）构成，分别为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宪政主义和联邦主义。在分别介绍这四项核心内容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布坎南国家观的两个来源。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门将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到民主立宪政治分析的学科。在公共选择理论出现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政府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并且认为政府的活动与经济体制里的活动有着不同的性质。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