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与社会发展（development）通常同步而行，使本国、本地区及全球各地相关的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地相结合，并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派生出更为牢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互动的社会基础。当今有关“流动”（Mobilities）的概念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传统的“移民”（migration）概念也显得有些过时，因为移民不再仅仅是从一个民族国家迁移到另一个民族国家定居，而是在迁出和移入的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甚至第三国之间频繁流动，还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和数码化等各种资源在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这种人员、观念、物质和资金的流动不断涌现、川流不息、错综复杂、互利互动、不断更新的社会现象，使现有的直线性因果理论和模型难以解释。

在国际移民学的领域中，经典理论和模型对诸如移民的动因，移民在定居国的融入状况，移民群体与个体之间和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移民对于移居国和祖籍国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变动等的重大问题已有较为清晰的理论解释。然而，对于当今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和先进移动通信时代的国际移民现象，现存的理论和模型在认知和解释方面的鸿沟和缺陷愈加明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经典理论和模型大都创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四十年间，也是因为现有理论和模型的创立大都基于美国和欧洲工业化移民国家的视角，或更笼统些，北半球发达国家（the Global North）的视角。这种日益加深的鸿沟和缺陷反映出过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不同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

本文拟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根据美国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经验，反思国际移民的动因和后果；第二，探讨基于亚洲或南半球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视角的理论依据；第三，以当代中国跨国移民为例，阐述亚洲视角的分析模式的可行性。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问题。

一 国际移民的动因及后果：美国经验

英国学者厄尼斯特·乔治·拉文斯坦（Ernest George Ravenstein）在他1885年发表的经典之作《移民法则》中提出，远距离移居，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移居的最根本动因，即移民最重要的驱动力在于经济。^[1]经济动力是“推与拉”经典理论模式最重要的动因，由于经济原因，如低收入、失业或半失业、贫穷及饥馑等而被“推”出故乡，移居他国。与此同时，也由于他国的经济优势而被“拉”进他国，落地生根。这种“推与拉”的合力影响重大，随着移出国（输出国或祖籍国）人口向外流动的加剧，移出国得以借助国际汇款的增加发展地域性经济，而移入国（接收国或移居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有较大的得益。

拉文斯坦的法则基本与现代国际移民研究的实证成果相吻合。但是，把国际移民的动因仅仅归结为从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移居到经济发达的都市城镇，或者说移民离乡背井仅仅是为了去追求经济的最大利益，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国际移民往往来自祖籍国相对富庶的地区，尤其是集中于沿海和国家边界地区。

麦克·皮奥里（Michael J.Piore）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一波国际大移民高潮时指出，移民未必都是由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所自主做出的理性决定，他们往往是被发达国家劳工急缺的企业招聘过去的。^[2]此外，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往往是“飞鸟型”的，他们的目的是到异地打工赚钱，随后返回家乡创业或享福，因此移居也只是暂居而非永居。尽管皮奥里的这个观点未必适用于所有的移民群体，但很清楚地揭示了很多移民通过定期汇钱回乡帮补家用和买地置业而保持着与家乡和祖籍国的密切联系。研究国际移民家庭，也许可以从移民“飞鸟型”的倾向是否明显来考虑。皮奥里进一步认为，企业招聘的劳工移民往往从事移居国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从经济发达国家对劳工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移民与移居国的关系。

皮奥里的分层劳务市场理论强调，移居国劳动力紧缺通常是因为本国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即经济体系分为主经济和次经济或核心经济和外围经济的结构而导致的结果。本国人大都企盼在主经济中获得高薪而稳定的工作职位，而在次经济中的大量低薪工作则由临时劳工来做，这些临时劳工大部分都是新移民。基于皮奥里所描述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