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外交决策仍然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决策影响因素多元，因此，预测其外交政策偏好，分析其人才流动方向，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通过“旋转门”制度，美国学者可以转变身份，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行为体。在中国快速成长的阶段，考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学者，有助于理解中美的战略互动。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大多关注已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学者与知名学者，对青年学者的了解相对有限。为中美关系长远未来的考虑，有必要将目光和资源投向青年一代学者。

一 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新趋势

学术研究更新换代乃是常态，各学术重镇研究能力的变化，犹如国家的兴衰，亦如武林门派的沉浮。学术力量的洗牌与整合，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新陈代谢，更是学术研究取向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在此之后，又可以细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路径更接近比较政治学，中国研究是作为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他们的知识背景多出身于历史学、政治学，接受的学术训练仍然是传统中国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些学者大多属于通才类学者，侧重于中国外交政策，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有深入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冷战之后，美国新一代学者大多接受了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和方法论训练，有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有所建树。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是基于自己的理论思考。代表学者是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傅泰林（M.Taylor Fravel）。这些学者往往不再涉猎广泛，他们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和特定议题。从理论与议题的关系来看，他们也关注具体议题，但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第三个阶段是最近十余年，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其一，研究议题更为多元，但是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在凸显。其二，研究议题更加微观，大多涉及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其三，更加强调议题导向，理论色彩大为下降。其四，青年一代学者的履历更加多元，成长履历与研究取向高度契合。这些特点意味着，青年一代学者可能具有某些独有的特点。

二 普林斯顿-哈佛学派的崛起

当前，美国国内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逐渐年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老一辈学者凋零，是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等传统学术重镇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双重影响力大为下降。

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在其巅峰时期，密歇根大学拥有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李侃如等知名学者，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是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策上更是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为中美关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密歇根大学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有式微的趋势，因为这一代学者或去世或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中年一代学者已经执掌权柄，并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事实上，中生代学者在学术和政策上走入舞台中央的全过程，也是美国各学术重镇群雄逐鹿的时期。只有哈佛大学依旧傲视群雄，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今非昔比，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皆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培养了一些学术精英和政策精英。

然而，在多元竞争格局下，青年一代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并快速成长。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校的优势逐渐凸显，其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的强劲态势已初见端倪。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青年一代学者的求学履历中或多或少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血统，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本文并不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形成了垄断趋势。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仍然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美国各学术重镇仍然维持着多元化的结构，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