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谱系”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已经超越了限于“非军事威胁”的简单认知，而是开始考虑全球层次的、多重安全时空的交叠与多元行为体的复合。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更具有威胁主体的模糊性、威胁成因的隐蔽性、威胁形成的过程性、威胁形态的复杂性和威胁场域的跨国性。分析非传统安全的大语境，必须考虑非传统安全威胁现象在质与量上的变化，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质变与量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质变是指其转化或引发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国家规模的军事力量介入，继而形成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量变是指其不断地扩散而形成的一种普遍性威胁，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地上升为威胁，继而引发危机乃至灾难，也就是说在程度上发生了从低度威胁向中度、高度甚至紧急威胁的升级。

非传统安全研究存在着这样一个反包容式的“怪圈”：国际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次领域，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又是国际安全研究不同的两个次领域，非传统安全相对于国际关系是“次次领域”，然而，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之广不仅可以涵盖国际安全的所有领域，而且还可以涵盖甚至超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因为安全研究进入“低政治”领域，其内涵极为丰富，外延极为广泛，除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均被纳入研究范围。这一反包容式的“怪圈”现象使得非传统安全研究出现了三大块内容：一是“高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二是“高政治”与“低政治”相交织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三是可以让问题清单无限拉长的“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该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特定条件下会向“高政治”领域升级。

鉴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如此广义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可以运用“场域安全”的理论进行统摄处理。从“场域安全”的时空与应对方式出发，即从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的源起地、影响范围与应对方式入手进行分析，非传统安全的场域类型大致可分为四种：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内源性非传统安全。^[1]根据非传统安全现实语境，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排序，如与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关联的当下排序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2]与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关联的当下排序是：“受国际和地区形势动荡、‘三股势力’沆瀣合流、地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内外因素影响，本地区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都遇到相当多的困难和挑战。”^[3]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演化有一个从问题到威胁、危机、灾难乃至战争的过程，具体来说，从非传统安全问题升级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危机、灾难，进而因应对失误转化为传统安全的“战争”，是一个不断延伸与扩散的“序列”，这其中安全行为体的“认知与觉醒”，安全化“启动行为体”与“执行行为体”的“决策与贯彻”，安全化“参与行为体”的“响应与监督”，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散与应对过程都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多、外、双、内”非传统安全威胁“谱系”中，我们分别用“问题、威胁、危机”这三个程度词来表征，以揭示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历史过程性与未来可能性，如用“问题”来表征，是强调这些安全威胁的初始性与可治理性；用“威胁”来表征，是强调这些安全威胁的现实性与紧迫性；用“危机”来表征，是强调这些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同时我们又根据威胁的危害性与治理的紧迫性，对不同场域类型的威胁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为Ⅰ级、Ⅱ级和Ⅲ级。四种非传统安全场域类型对应的威胁“谱系”见表1。

鉴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合性与可转换性，不同非传统安全场域类型所内含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内容会有重复，但其性质或程度有所不同，如海盗威胁是一种“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当受害国或国际社会运用军事武力进行介入时，则转化成了“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再如在生物安全领域，“生物战”或“生化战”是“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但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