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时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1]这是在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论断。中国国情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决定，中国的政治安全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从苏联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军事安全，也不是来自经济安全等领域，而是政治安全。

当年苏联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出在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上。^[2]苏共改旗易帜导致：苏共丧失政权，苏联国家制度难以为继；刺激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同时“苏联”这个国家也失去凝聚力，最终解体；苏共内部滋生出各种派系，最后分裂、瓦解。今天的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依然是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意识形态“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3]

一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双重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4]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5]这里道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两大特征：一是必须不断发展，即不能僵化、故步自封；二是一定要开放，即面向世界，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放实际上是为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因为没有以开放为指引，其结果是没能与时俱进，未能跟上时代潮流，从而最终为这个理论的失效埋下了祸根。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跌进了自由化的深渊。

实践证明，无论是自由化还是僵化，都会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右”的方面，即试图以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倾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所推行的改革就是陷入了这一误区。其次是来自“左”的方面，即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漠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也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倾向。如果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重回僵化的老路。近年来这两种错误倾向也影响到了国内思想理论界对“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有观点将普世价值直接等同于西方所要推行的“普世价值”，认为中国若要接纳普世价值就是在照搬西方；另外一种观点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存在，甚至认为中国人应该摒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既要反对“右”，更要反对“左”的重要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的原因。旗帜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所要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不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可见，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仍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僵化的挑战主要源自国家内部，来自教条主义和“左”的积习，那么“右”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外部，尽管也存在着内部因素。从外部来看，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与西方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7]中国所坚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这一道路指引下所取得的高速发展，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到担忧。针对目前“中国模式”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实，它们更是耿耿于怀。作为策应，美国加紧实施“推进民主”战略，试图在亚洲打造“民主国家联盟”，通过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问题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积极扶持在中国境外的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加之，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很容易被其他西方国家所接受，而这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日趋严峻的挑战。

二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