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把苏联霸权确认为共同威胁，在明确两国安全关系、构建共同安全利益目标基础上，两国于1979年成功缔结外交关系，建交后以传统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双边关系得到较快全面发展。随着1991年底苏联解体，横亘在东西方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帷幕落下，世界开始真正启动全球化进程。传统的两大阵营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威胁骤然下降，40多年来笼罩在人类头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阴云逐步消散。但和平不等于安全，曾经掩盖在传统政治、军事冲突下的民族宗教冲突、地区性金融危机、全球性气候问题、能源安全与危机等新型威胁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威胁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威胁的“非结构性（unstructured）”突出特点，其没有既定的规则和边界，威胁源也无一致的组织架构和组织方式，威胁方式无规则可循，威胁内容和后果也不能预料，并具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因此体现出治理难度大、过程长、综合性强的特点。无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抑或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或者其他某一个国家、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全球性、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中美安全关系既囊括了原有的传统安全内容，又增添了更具挑战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美如何应对挑战影响着双边关系的性质与走向。

二 “共享安全”：中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

冷战后，世界进入“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暴力的最低点”，甚至是“人类这个物种出现以来最和平的时期”。^[1]但是，和平绝不等同于安全。国际性、地区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增多、愈演愈烈，这种令各国无法独善其身的“共同威胁”引发了各国政府对于安全威胁认知和应对方式的反思。心理场和物理场变化并相互作用导致“安全场域”发生巨大变化，“以往由国家间关系构建起来的安全场域是以边境画线、主权划界式的地缘性场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利益画线、人权划界式的跨国利益性场域出现了；随着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形成，以文明圈画线、生存权划界式的资源型场域被建构起来；其他还有以信仰画线、民族或宗教划界的种种社会心理场域等。多重的安全场域相互叠加，使人类深处一种‘本体不安全’之中”^[2]，使人类产生对“共享安全”的强烈诉求。“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个国家制造，不是被某一个国家认知，也不能由一个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思考如何应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问题了，而是国家群体思考如何合力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问题，是大家如何共同维护和改善全球公地的问题。”^[3]这种“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判断逐步成为共识，推动了“共享安全”合作理论的形成。

“共享安全”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周易》中明确提出了“保合太和”的安全价值目标、“万国咸宁”的共享安全理想、“协和万邦”的安全实现路径。^[4]此外，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亲仁善邻”的和平主义价值思维，构成了“共享安全”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该理论也具有东亚传统的安全实践基础。“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是“共享安全”的价值前提，“共享安全”理论寻求“共存”“共建”“共有”的构建，是建立在国家间安全的普遍性基础上，共同认知安全威胁、共同建构安全框架、共同享有安全利益。“共享安全”以人类共同体作为安全的中心立场，以人的生命保护作为安全的价值基点，以社会的安宁和繁荣作为安全的优先目标，以和谐共建和合作共赢作为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至上原则^[5]。其强调行为体之间共存共优与和平、和合状态的相互保持与享有。^[4]在非传统安全事务应对中，“共享安全”理论反对“危态对抗”，倡建“优态共存”；反对“消极安全”，倡导“积极安全”；否定“零和理论”，树立“双赢”“多赢”；摆脱“立场困境”，倡导共建价值。“共享安全”成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安全理念与战略性话语，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6]“共享安全”理论的核心就是“合作”，实质就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理论。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国内智库部门围绕新世纪、新挑战下的美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展开论辩，有机构对美国政府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