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安全治理面临诸多问题。一些老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比如责任分担、资金技术支持和大国博弈等问题。责任分担问题上，发达国家继续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一并加入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减排机制中，而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资金支持问题上，发达国家承诺的1000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成为空头支票。技术支持问题上，发达国家坚持的以技术作为拓展经济和占领市场的观念，决定着发达国家难以在技术支持上有所作为。大国博弈上，中美依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分歧者。这些老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同时新问题也逐渐显现。当前最明显的新问题即为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传出的不和谐声音。巴黎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传出组建“雄心联盟”的计划，此举大大打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参与热情。“雄心联盟”排斥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试图组建不具代表性的气候集团，实施自己的方案。这个所谓的联盟看似有雄心，实则起到撕裂国际社会的效果。假定这个联盟真正形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将会更加不情愿地被动参与国际气候机制。

对于非传统安全治理来说，国际合作尤为重要。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蔓延性强、传播性快、影响面广等特征，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非军事性、跨领域性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国际参与的实现。当前国际社会并不缺乏减排意愿和热情，比如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大国都推出了自己的国家减排行动计划。目前最为现实的道路是，发达国家先行一步，从而鼓励并带动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到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中去。除此之外，非传统安全治理还需要单个国家在国内层面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比如提高政策制定效率、完善预警机制等。中国正是秉持这种务实的理念，在最近几年里不仅强化国内气候治理，也不断推动全球气候合作的进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1]

一 中国在气候安全治理领域的新举措

气候治理对于单个国家来言，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是增强气候治理能力，包括应对气候问题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等。在国内层面，中国近年来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努力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比较具有前瞻性的规定和指导；2015年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方案，确定了中国国内碳排放的未来目标；中国近年来在国内大力开展碳交易市场建设，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等。

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规划指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任务。为此规划提出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资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积极推进植树造林，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2]正在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也极为重视节能减排和改善生态环境。“十三五”规划提倡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全社会努力降低碳浓度，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从总量上有效控制碳排放，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等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3]

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自主贡献”方案，确定了中国国内碳减排的目标和路线图。该方案提出，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4]根据中国的“自主贡献”方案，中国需要碳排放强度下降率维持在3.6%至4.1%，而美国和欧盟1990年以来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年均幅度为2.3%，即使表现突出的英国和德国也仅仅为3%和2.5%。^[5]在国家总体方案的指导之下，一些具有较强减排潜力的城市提出了提前达到峰值的目标，比如中国11个城市宣布将早于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其中北京和广州将峰值达标年限定在2020年。

打造有效率的碳交易市场是中国治理气候安全问题的最重要措施之一。2012年至今，中国已经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2013年6月，深圳碳交易中心最先成立，此后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成立了碳交易所，2014年上半年湖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