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国际极端宗教主义的影响，新疆境内的极端宗教势力为了实现他们分裂新疆的目的，与国际极端宗教势力相互勾结，打着“维护宗教”“保护民族”的幌子，对新疆的教育、宗教和文化等领域进行渗透破坏，大肆散播宗教极端思想，企图通过绑架维吾尔族、绑架伊斯兰教与党和政府对抗。新疆包括内地一些地区所发生与破获的一系列暴恐案件都与极端宗教思想“圣战殉教进天堂”的滋生蔓延和影响密切相关，严重威胁到新疆的民族团结与安全稳定。经过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十余年“迁徙圣战”极端思想的蛊惑和教唆，新疆境内的极端分子纷纷通过新疆、广西、云南、广东乃至东北等边疆地区偷渡出境，参加境外“东突”组织乃至投奔国际恐怖势力“伊斯兰国”（IS）参加所谓的“圣战”，一些不明真相的伊斯兰群众思想受到蛊惑后，走上“伊吉拉特”^[1]之路，对中国边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采取内政与外交的复合应对，大力推进对新疆极端宗教势力的“去极端化”治理，已是刻不容缓。

一 新疆极端宗教势力的历史渊源

2015年，国际社会发生了多起由极端宗教势力尤其是“伊斯兰国”制造的暴力恐怖案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与国际“三股势力”相勾结，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歪曲解读，捏造“宗教迫害”，煽惑一些新疆伊斯兰群众出逃境外，参加境外的“东突”组织或国际恐怖组织的“圣战”，经过实战训练后再潜回到中国国内实施暴恐活动。当前新疆极端宗教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双泛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新疆演变发展的历史产物。

19世纪中后期，中亚、西亚地区操突厥语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为了抵御西方国家尤其是沙俄和英国的殖民侵略，谋求自身发展，兴起了一股“双泛主义”的思潮及其实践运动，对于这些地区一些国家的民族和独立运动曾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当“双泛主义”思想20世纪初传入奥斯曼土耳其后，一些封建宗教上层则加以利用和改造，使其成为一种偏激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的社会思潮。一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势力则以此为号召，打着宗教旗号，强调宗教认同，反对“异教徒”，号召“圣战”，最终使其成为近代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重要依据。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泛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一种反动思潮。”^[2]

清末民初，一些到中亚、西亚学习宗教知识、朝觐与经商的新疆籍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商人等，接受了此期滥觞于中亚、西亚的“双泛主义”思想并将之传入新疆，在民国期间逐渐发展形成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穆罕默德·伊敏、麦斯武德·沙比尔与沙比提大毛拉等。他们利用新疆少数民族民众对当时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把当时中亚、西亚等一些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思想嫁接演绎到中国新疆，利用新疆伊斯兰群众浓厚的民族宗教情感，把当时新疆汉族军阀如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包括后来的国民党视为殖民统治者。他们为了实现把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目标，号召少数民族民众推翻所谓的“汉族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此后，“泛伊斯兰主义”被新疆的极端势力所利用，发展演变为今天的极端宗教主义，并包含有“泛突厥主义”内容。长期以来，这种极端宗教势力又与民族分裂势力及暴力恐怖势力融为一体，成为困扰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伊斯兰原教旨极端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如“世界伊斯兰联盟”中的“伊扎布特”^[3]和“台比力克”^[4]等就曾多次进入新疆进行煽惑宣传并发展组织和成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三股势力”不断泛滥，为国内外极端宗教势力对新疆的渗透破坏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后来，这些国际极端宗教组织逐渐在新疆生根发芽并逐步实现本土化。近年来，新疆内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又极力鼓吹煽惑伊斯兰民众走“伊吉拉特”“圣战”之路。

二 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思想渗透内容与特征

（一）渗透内容

1.鼓吹伊斯兰教至上

主张用伊斯兰法取代国家法律，宣扬“推翻现行的异教徒政府”，鼓吹“我们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人”，“只信仰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