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综观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不乏值得关注与深思的移民安全事件：2015年伊始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3月23日，果敢战事严重影响了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大量难民逃入中国境内；3月29日，多个国家对也门进行军事行动，我国启动撤侨准备工作并参与撤离外国公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4月18日，南非德班市与约翰内斯堡市开始大规模的排外骚乱；4月19日，一艘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出发，载有950多名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的船只，在意大利以南约200公里的利比亚海域倾覆沉没；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中国飞机第一个抵达尼泊尔接回中国游客；7月4日，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示威者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发起针对中国的抗议；7月9日，中国警方成功从泰国遣返回国多批来自新疆准备前往土耳其的偷渡人员及组织者；7月11日，83名中国人因公司拖欠其工资而被困在乌兰巴托；7月22日，缅甸北部中国伐木工一案进行终审宣判，153名中国伐木工被判终身监禁，7月30日，缅甸总统签署大赦令，将其赦免；8月6日，意大利巴勒莫，一艘装载约70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沉没，数百人溺亡；8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应对非法移民潮宣布欧盟将召开紧急峰会；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State of the Union发表了《是时候诚实面对，团结起来了》一文，呼吁欧盟再次接受12万难民；9月14日，欧盟内政部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难民议题；10月25日，欧盟为应对“难民危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小型峰会；11月27日，在马里恐怖袭击中三名中国铁建的中国高管遇难……这些安全事件都显示移民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移民问题随着与恐怖主义的相互交织，逐渐由低阶政治转变为高阶政治。

一 “人的安全”视角下的国际移民

移民现象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东非大裂谷时期。但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是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确立各国主权、设立通关障碍、发行护照开始的。在全球化时代下移民问题更凸显其始发性、跨国性、表现多样性、治理综合性等非传统安全的特点。^[1]始发性体现在难民、无国籍者、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传统安全问题，如军事战争、种族冲突、政治暴乱等；跨国性体现在全球化时代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移民输出国、移民输入国与移民中转国。综合性体现在移民问题常跨越政治、经济、贫困、公共卫生、环境、生态、人权等多个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Myron Weiner，Gil Loescher，Jef Husymans，Barry Buzan，Samuel Huntington）就不断地将移民问题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认为移民问题与战乱、经济衰退、治安混乱、社会分裂、认同危机等息息相关，同时，也有许多学者（Jef Huysmans，Didier Bigo，Georgions Karyotis）致力于将安全化理论用于移民问题的分析以探讨移民问题何以通过安全化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移民问题更是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各国谈移民色变，纷纷制定严格的移民法规，加强边境巡逻，试图减少移民数量。

但是，近年来移民问题所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展，所涉及的国家不断增多，这一事实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模式已使个体国家不再能够有效回应环境、饥荒、难民潮等一系列新型安全问题。深度全球化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可能成为移民的输出国、移民的中转国以及移民的输入国。个体国家很难以领土为界限划清责任。移民问题也逐渐成为跨领域的综合问题，它与环境、生态、传统政治、军事战争等都息息相关。我们很难在单一领域下讨论与解决移民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转变传统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安全思维方式。

“人的安全”这一概念最早由共同安全论坛（Common Security Forum）提出，^[2]后来由全球治理委员会、人的安全委员会、世界银行尤其是联合国进行拓展。1994年的联合国发展报告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基于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人的安全”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七个方面：经济、食品、健康、环境、个人、集体以及政治。人的安全理念有四个方面：第一，强调个体作为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第二，个体观念中平等权利的扩展；第三，对个体安全威胁概念的扩展；第四，历史上对暴力的关注逐渐加入了经济、健康和环境的威胁等一些新的概念。^[3]

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