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亚被视为世界上最动荡、最混乱的地区之一。2015年，西亚地区陷入持续剧烈动荡的高危险局面，区域内的民族宗教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家间领土主权纠纷时有发作，大国干涉及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和复杂，尤其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表现得更加猖獗和令人忧虑。对此，中国的西亚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调整，西亚地区成为中国构筑新型周边关系的新亮点。

一 西亚地区乱局的新表现与新趋向

当前西亚地区乱局持续发酵而难以有效平复，与该地区总体格局及体系秩序一再被打破不无关系。这可以追溯到2010年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该事件引发了北非、西亚地区的连锁性政治地震。在此期间，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战略收缩”政策，作壁上观的结果是美国非但难以置身事外，还使其长期主导的西亚地区秩序受到了极大挑战。原本长期动荡不安的西亚地区局势陷入持续恶化的高危境地，呈现全方位、多层次、新常态、无序化的特点与趋向。

（一）全方位：内因外由推动西亚地区变局

时至今日，西亚地区变局仍然呈现迅猛发展之势，这场由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多方势力牵扯其中的地区大动荡仍会持续下去。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在西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极强的塑造力，以致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地区国家衍生出君主政权和世俗政权两种主要政体形式。君主政权的典型代表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六个海湾地区国家，其国家元首一直是世袭制的。不过，在世俗政权国家中也会出现“家族政治”的状况，国家元首卸任后由其子嗣继任的情况屡见不鲜。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各国的开放程度随之提高，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西亚地区国家一部分处在政权领导阶层的政治精英依然痴迷于国家权力，想要长久甚至是终生担任国家领导职务，致使国家政治体制走向僵化，甚至导致专制独裁，埋下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极深的社会隐患。

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西亚地区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逐渐建立起民族国家。本国军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建国之后，作为开国元勋的这些军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新领导人。由于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军人政权逐渐发展成类似于僭主政治的形式，导致大量的社会民怨产生。2010年以后，西亚地区多个国家的军人强权政治垮台。这些国家的新领导人意识到独裁统治和领导终身制的巨大弊端，决定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如采取多党合作制度、实行公民选举等。此前积攒起来的大量民怨及社会矛盾在军人强权统治下无法得到宣泄，而加快推进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为这些民怨与矛盾的大爆发创造了条件。西亚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会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的广泛经验，加之政府威权的长期弱化，让这些国家极易陷入“功能紊乱”的尴尬境地。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与大众参与度呈反比。”^[1]“西亚国家长期实行集权统治，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此背景下启动民主转型，凭空制造出诸多新问题，导致了更大的动荡和混乱。”^[2]持续数年之久而难以平复的叙利亚乱局，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事例之一。

2000年7月，巴沙尔·阿萨德从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手中接掌了叙利亚的最高权力。随后，作为青壮派的巴沙尔推行了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计划。在政治上实行大赦，释放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犯，减少对言论、集会、游行的限制，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行为，同时严格禁止对总统的个人崇拜，不允许将总统神化。在经济上，推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改革措施。不过，叙利亚作为一个长期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其政治上层中存在大量的顽固势力，他们极力阻挠改革的进行。因此，“大马士革之春”没有取得预期的实际效果。

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大动荡迅速席卷了西亚、北非地区，叙利亚深受波及，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不安和激烈的军事对抗。虽然造成了社会的持续动乱，但民众的不满情绪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巴沙尔希望借势加快推进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