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我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既有差异，又有共同点，其发展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看，对“再工业化”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四点：（1）“再工业化”的前提是已经有了一次工业化的历史，是第二次工业化的过程，在第一次工业化所建立的工业基础丧失了竞争力之后，为了重振产业竞争力所启动的新的工业化进程。（2）“再工业化”的实质仍然是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这就将产业锁定在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从而重新拥有竞争力的强大工业，推动产业升级，并用新一轮工业化的成果引领、装备和改造其他产业，尤其是发展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环保、海洋和空间新兴产业。（3）“再工业化”具有政策属性。“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重振经济竞争力，是一种必要的政策手段。（4）“再工业化”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无论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工业部门的竞争力，还是通过“去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都是在现有产业状态下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一 背景与原因

（一）西方国家：应对实业衰退与避免实业“空洞化”

第一次“再工业化”：应对实业衰退。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传统工业基地，如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洛林地区、日本的九州地区等，出现所谓的传统产业衰退问题，这是“再工业化”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OECD国家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特别是英、德、法、意、西班牙、瑞典和日本的老工业基地都出现了投资下降、工厂关门、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Lloyd Rodwin，1991），美国也出现了相似现象。这与当时国际能源市场的廉价石油、科技革命成果在产业中被大规模地应用在时间上大体重合。这些地区出现衰退的原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一次以“再工业化”为中心的国际性学术探讨与实践。

第二次“再工业化”：应对实业“空洞化”。西方主要国家近二三十年来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核心经济虚拟化，制造业萎缩，最终失控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不断加深，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西方各国纷纷陷入经济衰退，西方对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导权也在此次危急中受到重大冲击。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他们重新认识到，即使进入后工业社会，全球经济发展仍然要以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来主导。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仍然是支柱产业及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应当是“本”和“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辅助。西方的“新生”应当以制造业为基础，并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培植出发，来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全球掀起了一股回归“实业”即所谓第二次“再工业化”的浪潮。不过，本次“回归实业”并不是回到传统产业中去，而是回归到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等”新兴产业中来，并导致了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

（二）中国：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我国30年的高速增长也的确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发展模式上的“三个难以为继”，导致了中国特色的失衡。例如，以内生动力不足为特征的产品市场失衡，以短缺与赤字并存为特征的资源、环境失衡，还有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因此，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大大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特别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包括发展动力主要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扩张型，增长方式由以GDP为核心的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发展区域由沿海转向全国，发展环境由权力/利“二元失衡”走向“三元制衡”。而能有效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