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通过发展带动脱贫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目前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比上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十二五”扶贫开发圆满收官。不容忽视的是，“十三五”期间还需要帮助5575万人脱贫，农村常住人口6.7亿人，超过5000万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了整个农村人口的1/13，而且这5575万的贫困人口多处于生存条件恶劣的石漠化区、高寒深山区、灾害频发区，往往“无业可扶”；失能、残病、孤寡人口比重高，往往“无力可扶”；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较大。扶贫越往后，脱贫的难度越大，这块“硬骨头”必须要啃下，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第一节 社会扶贫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为了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离贫困，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动员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1]

一 中国社会扶贫的历史沿革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墨家等学派纷纷提出了救助贫弱的社会思想。以“仁”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思想家，提出了“大同”的理想社会观念。当然，先秦时期的“赈灾”和“恤贫”活动主要是国家主导的，包括设立各种仓储设施，举办各种赈灾活动。如同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一样：“时愈近古，则赈济之出于官家者愈多，以官家之财产较多也。”但不应忽略的是，在国家层面的“济困”之外，民间的社会救助体系也颇为发达。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建立“社仓”制度，通过民间的实物信贷来解决青黄不接时期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明末清初，自然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无锡、太仓等地，先后出现了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此为现代慈善之萌芽。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当时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建立了基于当时国情的比较合理的社会救助制度，对陷入困难和不幸中的公民给予款物接济和帮助。当时的救济，主要包括失业救济、灾害救济、孤寡病残幼救济三个方面。1984年9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减贫行动。1986年，中国政府组建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建立了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常设机构。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后，我国全面展开了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国家提出了东西协作扶贫，以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为主要方式支援地区扶贫开发建设，并不断增加对口帮扶的省市数量。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开始注重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并进一步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多年以来，在全国开展的定点扶贫、东部15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市区开展的东西协作扶贫，以及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扶贫开发的社会扶贫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扶贫也越来越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中最有潜力、最具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弱，精准扶贫难度大。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精准扶贫以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让贫困人口有尊严地生活。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在“实现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掉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在新阶段，更有效地帮助贫困地区、贫困村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