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是产生于本土的乡村治理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吕氏乡约》，在现在的西安境内，一直为后世所仿效，到清代的时候，渐趋成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因为乡村自治空间被压缩，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高度的集权和军事化的管理，使村规民约不复存在。到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期，联产承包制开始以后，人民公社解体，但是农村的自治组织又没有建立，所以有一些乡村，尤其是在广西的一个自然村，一个村民小组自发选举村委会，然后制定村规民约，以后他们的村规民约为其他村庄学习。但是这个恢复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历史上的村规民约的复制，比如里面有很多不合法的条款，像抓住小偷吊打屁股、牲畜下田打死不赔等等。

另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后，村规民约进入规范期。这个时期的文本形式渐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是制定主体。主体主要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政府通过试点，然后经过讨论拿出一个范本来，之后在全国进行推广，因此它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村规民约常常不和村庄的实际发生联系，有一些村庄就是拿着这个文本照抄，只改一个村名，好多村庄的格式一样，内容完全相同，所以老百姓都把这样的规约叫做“墙上规约”，是贴在墙上给领导检查用的，中看不中用，因为这个不管用，他们还是利用民间的民俗惯例来治理村庄，因此就存在一些内容不合法的问题。由于村规民约从“民间法”发展而来，受传统观念、民俗惯例影响很大，许多没有贴在墙上的“潜规则”，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特别表现在对妇女权益的侵犯与剥夺上。比如：出嫁女无论户口迁出与否，不得参与本村分配；女儿招婿上门需经村民组全体成员签字认可；多子户娶媳全部落户，多女户招婿只准一个落户等等。所以这就带来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症结，它就是一个源头隐患。

所以我们从2009年开始修订村规民约的实践，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选择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为试点，于2009年第一次修订、2012年第二次修订、2015年第三次修订，我们花了长达七年的时间进行村规民约的修订，就是我手上的这本。

我们最早的切入点是推动性别平等，第一次、第二次都是侧重于性别平等的条款，但是第三次修订村规民约是在十八大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可以在基层、在农村推动依法治国，我们取得的成效如下。

成效一：乡村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

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本村规民约，包括了八个章节，村民权利义务、村庄事务管理、集体资源管理、村民自我管理、村庄环境保育、继良俗树新风，加上总则、附则一共八个章节，总共四十六条。它体现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结合，这样制定出来以后，促使了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就是每个条款不得有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内容，不得侵犯村民的合法权益。还有就是规范化，使村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村民小组等等都要行为规范，这是第一个成效。

成效二：集体资源分配中的平等权利。

第二个成效应该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就是所有的村民在资源分配中享有的权利平等，特别表现在性别平等。在村规民约中，常常是婚姻的流动而让妇女失去了一些权利，于是关于婚姻变化的影响就有很多详细的条款。比如，婚入男女，领结婚证并迁入户口；离婚以后，户口留村，尚未再婚；再婚后配偶及子女户口迁入，这是几种情况。婚出男女就更多，比如，户口未迁出在本村居住；户口未迁出不在本村居住，但又在男方家里没有享受到待遇；户口迁出不在本村居住；户口迁出愿意再返回本村；离婚丧偶返回本村居住；再次婚出子女留在本村，等等。对这些情况都有具体的规定，基本上解决了出嫁女和离婚妇女土地权益两头落空的问题。

成效三：推进农村社区的性别平等。

第一次、第二次修订的时候，还专门有一个篇章，这次修订把男女平等纳入所有的条款中，比如，“村民权利义务”部分，强调妇女权利、男到女家落户者的权利；“村庄事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