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我在贵州做了15年的调研，我跟贵州挺有缘分的。因为我是浙江人，贵州与浙江有着很久的历史渊源，从王阳明开始，还有刚才提到的刘伯温等，600年后胜江南，他是我的老乡，当然他是大政治家。

在贵州的扶贫开发当中，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社会各界都在努力，都在发挥自己的智慧，都吐露了很多经历，做了很多工作。今天不管是视频也好，还是现场演讲也好，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穷没有关系，穷要有志气。穷要有动力去改变，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贫困当中有一个很强的问题就是贫困文化，要改变贫困文化是很困难的。贫困文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缺少自我改变的能力，缺少主动进取的能力和意愿。这个在贫困当中是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叫贫困文化。

贵州人是勤劳的。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差，造成贵州人民敢于去闯，敢于去挑战困难，这些是值得我们去赞赏的。比如有些在很恶劣的环境中与天地斗，现在已经实现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局面，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我老家是温州的，温州人也是不怕苦的，走遍千山万水，只要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州人。我想我们贵州人也有这种精神，从政府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只要有这样的精神，再贫困都不怕，因为有各方的力量、各方的资源，这一点是我感触很深刻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办法，只是精神的支持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演讲，各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从各个角度来探讨把贫困问题解决好，或者说是往前推进，这方面有很多实际的经验，也有你们的思考。让我感触有些深的就是制度层面的建设，贫困问题涉及制度重建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的制度创新能激发大家的动力，能够调整有效的资源，只有制度的建设才能把资源和智慧调动起来，运用到反贫困里面去，这个很多老师已经谈到。

第三个就是观念和理念上的问题，制度背后是很强的理念。邓小平讲思想解放很重要，我们人的理念和行为是合一的，然而知易行难。我们要考虑理念上有个很大的改变，要站在人类的前沿。这与曹端波教授的历史视角、孙兆霞教授的本土文化观来看待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她提的“自然生态智慧”非常有价值。我们谈贫困的时候，往往把我们自身的优势埋没了，把我们的资源放一边了，所以导致更加的贫困。之所以我们是贫困地区，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向别人学习，我们其实有种自我贬低的情况，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我们讲的世界银行在国际扶贫当中很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往往把贫困人口的人格、价值压缩下去了，造成越扶越糟糕的局面。所以我们要树立贫困地区在文明文化的主体性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不是乞求你来扶贫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我们自己不要否定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这是开放性的，这次总结就是开放扶贫。我们要吸引各方的资源和优势，比如我们利用最先进的科技，即刚才胡教授讲的利用网络把扶贫引进去，但是网络只是手段，我们要在手段里面把内容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我们用沿海地区的教育方式来教我们贫困山区的孩子，这方面就存在消化、吸收的问题，由此产生脱节。曾经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把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夏令营带到北京去，好像给了他很好的机会，但是一个月后，那些孩子回去之后表示不满，你为什么把我带到北京去，这让我感到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他们没有给这些孩子一个过渡的解读，突然把他带到一个新环境就会形成很大的反差。反差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会产生自我的贬低，所以我觉得我们自身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情况就是高刚同志讲的发展的反思，人类在前进当中都要反思，20世纪8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罗马俱乐部出版一系列人类反思的丛书，在发展当中，我们以人为主体，现在已经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利用自然的时候，不是把经济当成一种手段，而是与自然共存在的，是互相依赖的。

我是学社会学的，我们经常批评经济学家过度经济化解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我们今天绿色减贫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不仅仅要利用自然，我们要使自然得到更好的发展，人类发展也才会变得更好。所以晴隆的生态养羊项目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把石漠化和生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