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
张校长、吴院长、杨校长以及各位专家:
下午好!
这个会是我提议的,它主要的动因在于筹备今年的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们民族大学的孙教授多次对我谈到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农村社区治理和反贫困结合的调查研究与行动研究,积累了一些成果,我希望更全面地了解这些研究的进展,以及对今后的扶贫开发从理论、战略到政策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我在开今年论坛的筹备会之前,跟孙老师提出能不能开一次研讨会,从更大的范围来交流主题和方法,这样,不仅仅是为准备这次贵阳的分论坛,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这个领域研究者的交流。我知道开一个会还是蛮复杂,但是我们贵州民族大学准备的效率和速度,我是比较赞赏的。在两三天的时间,整个方案和邀请都落实了,所以使我在推动方面和合作方面都很有信心。
如果我们关注扶贫领域,今年应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热点、热量、热情的高峰状态。从总书记开始,大家注意到,从年初,他第一次去的是云南,考察的是扶贫工作;第二次国内的出差去了陕西,召开了陕甘宁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连同在此之前的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一系列的批示,反映了中央对扶贫开发进一步推进的高度重视。其中习总书记特别强调,扶贫开发是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这就为今后五六年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十三五”的扶贫规划定了一个调子,特别是对农村社区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扶贫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目标,给予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可以预想,在“十三五”期间,对于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对于扶贫工作,对于贫困治理的研究,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潮,所以从从事扶贫工作的角度来看,很希望在这样最好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研究者,能够为推动国家整个扶贫事业的发展、推动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各自思想、理论、战略、政策方面的建言。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可能目标不会太高,但是背景是对中央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对扶贫开发领域和改革创新要求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农村社会治理与开放式扶贫。
分开来看,农村社会治理回应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农村、社会治理是其中的治理体系很重要的部分,所以研究这样的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开放式扶贫,我们一般不太关注,其实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概念,但是我们多年以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提,看起来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战略的取向,但是从扶贫的本身来讲,它跟治理之间是有关系的。如果扶贫针对的是个体,是贫困人口本身,从原有扶贫中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多元化的贫困来看,我们针对个体的扶持是单向的,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但是很显然,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就会看到,贫困人口本身也是群体的一部分,生活在一个社区,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涉及治理的关系。所以从扶贫的角度,我们怎么从原来的针对贫困人口本身到贫困群体本身来考虑整个扶贫与治理的问题,可能和农村的社会治理更具有匹配性。
所以,开放性扶贫很显然是一个限定词语。为5月份的会议主题来开展研究,可能包含更广泛的意义,如何使扶贫本身更开放,从它的主体、资源、区域、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开放式扶贫的内涵,建构这种扶贫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可能是我们推动研讨很重要的方向,所以将这两点结合起来,特别具有理论与实践很好结合的意义。
这次研讨会,我也希望贵州民族大学原有的研究成果能充分地展现和反馈,同时能够在推动开放式扶贫系统的深入研究上,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今天的议题之前虽然没有很好地讨论,但还是很有意义的,有研究讨论的价值。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成立于2005年,根据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的指示,它的成立旨在为消除全球的贫困事业做出贡献。实际上是当时的总书记,从全国的角度来建构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主要是服务国家的外交援助战略,打造扶贫的牌子,树立大国的形象,履行大国的责任,把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中分享,能够通过减贫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