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国际贵州论坛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最有意义的启示是，应将这一治理置于文明概念上，以农村文明为目标，以文明建设为标准。

我国的反贫困一直是以增加农村收入为目标和标准的。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它如同经济上的GDP一样，导致新农村建设中的负面效应。现在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外出打工，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农民进入城镇化中的非农用转移，尽管都能提高农村收入，但负面影响相当严重。主要有：

——农村破败，农业凋敝，农业用地萎缩，农民家庭裂解；

——农村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严重缺失；

——村官腐败，村匪村霸亦不是个别。

这样，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环节。因此，应重新思考我国的反贫困与三农战略，应由单一的收入增长目标，转变为新农村文明建设。应从新农村文明建设角度制定完善的农村治理战略，即反贫困战略。只有立足于新文明基础上的增收，才是真正有效的无负面外部性的增收。也只有在新文明建设的指引下，才能发现反贫困的正确途径。

一 如何理解新农村文明：兼谈联合国反贫困目标

在讨论我国的新农村文明建设之前，有必要评论联合国反贫困目标。

我国一直重视并强调，我国的反贫困是一直与联合国的反贫困目标接轨的。“反贫困”无论是在21世纪初期（2000～2015）的联合国8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还是在现阶段（2016～2030）的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都位居第一^[1]。我国接受了联合国的反贫困目标，并将我国的反贫困标准也提升至1.25美元/人天。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联合国的反贫困目标与战略能够成为我国的反贫困目标与战略呢？显然不能。理由有三。

第一，联合国的反贫困目标反映的是全球反贫困状况的最共性、最基础、最起码的要求，它可以作为各国反贫困目标的一部分或参考，但不能替代各国自身反贫困目标的制定。

第二，联合国——特别是由世界银行推动的——反贫困战略以及举措，基本上是按发达国家捐资国的观念和思路制定的，并不能很好地适合发展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固然取得相当成绩，但不能说目标基本实现。连西方学术界也承认：由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的非洲发展的实践是失败的^[2]；199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发展，还不如1950年代至1970年代^[3]。因此，各国的反贫困战略应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与需求。

第三，我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最快的现已居世界第二位的新兴经济体。如果我国的反贫困目标与战略拘泥于联合提出的目标与战略，将是降格以求，更有负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好的反贫困经验的期待。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中国已是“别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应当“转变成向外输送创新和繁荣的经济体”。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同样应有这一自觉。

因此，我国的反贫困目标与战略应当高于与优于联合国。在当下，既然反贫困与农村治理问题是生态文明国际贵阳论坛常设的核心主题之一，将它们提到“新农村文明建设”层次，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尽管它主要是针对生态和环境领域提出的（参见其英文翻译“ecological progress”），但同时还指出，应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完全符合对“文明”概念的科学处理。“文明”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特定种族人群的行为、工具、知识、观念、制度的有机集合；它体现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体现于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保护等在内的一切活动。

因此，新农村文明建设应将反贫困与农村治理，即三农问题，纳入农村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保护事务之中。

二 新农村文明建设是一个继承、学习和创新的过程

继承，是指对我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伟大农业文明的继承。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在自然地理气候最复杂多样的地区，在长达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尺度上，形成的农业文明。它所建立的种质资源库、耕作与养殖技术、产品加工技术、工具与工程、为之服务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由此延伸的医学科学知识，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