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业文明的困境与反思

正当工业文明席卷全球、方兴未艾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却对世人发出了富于理性的警示，人类不能陶醉于自己征服自然的胜利，大自然的报复完全有可能将眼前的胜利彻底抵消。^[1]不幸之处恰好在于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始显露，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紧缺迫使世人不得不对工业文明所面对的困境进行反思^[2][3][4]。于是，“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以及诸如此类的提法，很快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整个学术界的批判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时尚。^[5]但批判之余，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何在，依然不得其解。

中国本来是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是工业文明的落伍者，却是传统文化独具一格的实体。以至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不免会引发西方世界的惊讶和质疑，却又无可奈何。世界格局的巨变来得太突然，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必要的猜疑，虽说难以避免，澄清其间的合理性却是我国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塞维斯早就明确地指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不同的演化进程必然呈现为“民族谱系上的间断性”和“地域空间分布上的间断性”。^[6]此前的“边缘”在其后会演变为“中心”，此前的“中心”又必然会成为其后的落伍者。^[7]这本身就是文化“多线进化”的潜规则，中国乃至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只不过是再现了这一潜规则而已。中国的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家协同发展，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才是正理，即在全面反省工业文明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也是基于中国的特殊性，着手“生态文明建设”最先在中国提到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8]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从事“生态文明建设”自然会引发各式各样的误解和迷惑，实属在所难免。其中，作为生态人类学基本研究单元的“民族文化生态”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带有根本性。^[9]但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生态”，就需要先行界定民族文化和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澄清由此而引发的长期争论和偏颇，就显得更具针对性和必要性。为此，对此展开系统梳理，实属刻不容缓。

二 从文化与生态到文化生态

人与自然，或者更具体地说，民族文化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首要关注的根本性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五大文明”，“狩猎采集文明”、“斯威顿（游耕）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10]都是在这一关系中展开的，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辉煌，进而成为传承到今天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然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没有被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所陶醉者，却有幸重提了这一根本性的关系，斯图尔德就是其中之一。

斯图尔德立足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须适应于自己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系统阐述了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并由此而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其“独特的进化历程”后，通过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相互磨合，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形成一个个文化生态实体，他将这样的实体称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生态”。^[11]他进而指出：探讨文化的变迁，必须以这样的文化生态实体为基本单元，正是这样的认识催生了生态人类学。^[12]

尽管斯图尔德的后继者们，沿着斯图尔德的思路，展开了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并相继提出了“双重进化论”、“潜势法则”、“族系间断原则”、“文化适应的创新与保持并存”等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变迁学说”。^[13]但因为工业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在短期内很难让世人割舍，从而使得这些有价值的认识在其后的岁月里很难得到世人的认同。要重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探讨，不得不等待有利的时机，特别是要等待奇迹的出现，才足以振聋发聩，使世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地球、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节制。人类社会无论怎么发展，它将永远是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体”，离开了地球生命体系这个母体，可持续的发展就只能是一个泡影。^[14]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虽说彻底改变了世界已有的格局，但老牌的工业文明国家受习惯所使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困境，而是竭尽全力对崛起中的亚洲国家做出各式各样的应对。尽管这样的应对苍白无力，却能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