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和清醒认识，全球性与环境相关的大会与日俱增。例如，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同年在罗马召开世界粮食大会。1977年在马德普拉塔召开世界气候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1980年3月5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同时公布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呼吁各国保护生物资源。2009年12月、2010年12月及2011年12月连续三年分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墨西哥坎昆和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将环境问题推到空前的高度！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虽然到目前为止，世界气候大会未获得有约束力协议，但人类拯救地球的行动并未停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的努力还在继续。可以说，当今的环境问题已演变为世界上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外交问题。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既深刻揭示了五大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又将生态文明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发展与环境双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治基础。

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如下精神。第一，凸显了生态基础。十八大报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第二，正确论述了人与自然、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这一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第三，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式。十八大报告强调：“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一论述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四，及时论述了自然恢复的观点。十八大报告指出，对自然生态要实行“自然恢复为主”、“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的方针。第五，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制度保障。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例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等。

因此，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中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研究课题，更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使命！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度，不乏优秀的传统环保文化。从古至今、从南到北，都可以找到环保文化的杰出案例。中华民族的儒教和道教文化就孕育了“天人合一”的环保思想；北方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游牧民族创造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的草原环保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活方式；南方的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对树木的“崇拜”保护了无数的原始森林，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穆斯林包括十个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具有千年的环保文化，孕育了与现代环保理念非常吻合的生态自然观^[2]。

中华民族的传统环保文化比西方的环保思想的提出要早几个世纪之久。史料表明，西方对环境问题的早期关注始于13世纪英国爱德华一世时期，当时有对排放煤炭“有害的气味”提出抗议的记载。1661年英国人J.伊夫林写了《驱逐烟气》一书献给英王查理二世，指出空气污染的危害，提出一些防治对策。

然而，早在7世纪（公元610～632年）期间，《古兰经》就在不同章节里论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土地资源保护、植物保护、动物保护、水资源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