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济贫服务的失灵

对贫穷问题的重视，是当代众多进步社会中共同关注的议题。贫穷问题的存在，对社会的融合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个人与家庭则造成生活的困窘与不便，因之产生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间接造就如犯罪等社会问题的丛生。为此，对抗贫穷的计划，便成为国家治理政权不可或缺的政策考量，也是许多第三部门作为组织运作的优先目标。

台湾的社会脉络发展过程中，对抗贫穷的努力，一直是政府重视的优先议题，同时也是民间社会福利组织最常见的服务内涵。长久以来，最具普遍性的抗贫方案不外乎经济补助、物资提供等等以爱心为基础的服务递送。此类服务通常以民间慈善会、信仰组织为主要供给者；除了上述技术门槛较低的救助模式外，民间社工协会与基金会，于救助过程中进一步提供社工专业的服务。例如笔者任职的台湾家扶基金会，从1950年代开始就提倡的“儿童认养”济贫服务，在当时的社会福利方案中可谓崭新的服务模式，一对一认养的设计稳定了社会资源的投注，其所配置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实践，长久以来有效陪伴为数众多的贫穷儿童及家庭度过艰难的岁月，逐渐走向家庭经济自立之路。

随着时间的演变，社会救助政策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依然无法根绝贫穷的问题，各国仍有许多民众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近年来，随着贫穷问题被探索及贫穷测量标准广泛被专家学者讨论，许多研究开始发现贫穷并非仅是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上的静态现象，“贫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若贫穷是指个人或家户经济资源无法满足需求，则家户经济需求和社会资源会因时间的演变而产生变化，所以贫穷的状态也会因此改变（陈正峰，1998；苏淑贞，1997）。

此外，近年来女性单亲家庭的增加，也造成低收入户人口组合的“贫穷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趋势（吕朝贤，1995；张清富，1995）。随着台湾就业市场与劳力需求结构的改变，有工作能力者，特别是从事劳力工作的蓝领阶层者，也不能保证其生活不落入贫穷的境况（廖伟君，1992）。而国外研究（Cheal，1996）亦说明贫穷人口的转变趋势，有别于传统的贫穷人口，这些落入社会救助行列的女性单亲家庭、青年、中高龄失业人数，乃至没有失业却依然贫穷的“工作中的穷人”（working poor），形成所谓的“新贫”阶级（new poverty）。尤有甚者，台湾一项由民间组织完成的贫穷趋势调查结果显示，接受研究的贫穷家户样本中，竟然有高达19.13%正处于“贫穷循环”，这些弱势家庭的子女有严重的教育与社会排斥现象，未来恐有难以脱贫甚至“世代贫穷”的危机。

二 曙光乍现的脱贫新思维

贫穷的存在一直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其对社会的融合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个人与家庭则造成生活的困窘与不便，因之产生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间接造就如犯罪等社会问题的丛生。为此，发展“对抗贫穷”的计划，便成为国家治理议题中不可或缺的政策考量，也是众多第三部门设计组织运作的优先目标。

美国学者Michael Sherraden于1991年提出一项崭新的计划，称为“资产累积福利理论”，这项计划一经提出，立即获得美国政府的肯定，并采用为法定之脱贫政策，立法开始在美国多州积极推动“美国梦计划”（American Dream Demonstration）。方案的新颖内涵以及成效为众所瞩目，欧美许多国家开始起而效尤，亚洲地区也有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等地仿效。中国台湾则由留美学者引进，开始于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公部门推出实验计划，也都获致良好的初步成果。这项崭新的脱贫计划主要的福利模式为“资产累积”，因推行过程需雄厚的资金作为方案执行的后援，民间社福组织受限于经济来源，虽向往之却无力推动，台湾家扶基金会因获商业银行的专案经费支持，从2005年开始推出“脱贫能力建构服务方案”，针对经济弱势正接受扶助之学前儿童、大专青年，以及单亲家长，分别设计了“幼儿启蒙方案”、“青年自立钓竿方案”及“家长生活发展账户方案”三项子方案，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开始启动资产累积模式的脱贫新模式。

相对于当代的社会救助方式，以及该基金会长期以来的贫穷服务模式，例如：以现金扶助的认养制度、举办育乐活动以增进儿童社会参与等等，“脱贫能力建构服务方案”可视为家扶基金会对于摆脱贫穷服务的全新尝试，而家扶基金会推行“脱贫能力建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