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法律概念，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打击、防范、教育、改造、管理、建设等多种方式，治理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社会治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科学总结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应现代化建设客观要求的重点决策，也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中央决策，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进行综合治理，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

一 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的背景和实践

（一）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的背景

1.深圳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治安形势需要综治立法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改革试验田，人口快速发展，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而且户籍人口与实际管理人口的比例严重倒挂。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深圳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因素逐渐累积。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流动，各种矛盾相互叠加，各种诉求相互影响，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转变等引发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因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劳资纠纷、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引发的矛盾和群体事件不断增加。二是刑事案件长期高位徘徊，“两抢”“两盗”案件突出，团伙犯罪、未成年犯罪呈上升趋势，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刑事犯罪案件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毒品走私、金融诈骗、高科技犯罪、跨国犯罪等不断上升。三是严重倒挂的人口结构和大量的出租屋，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沉重的压力。四是各种民间组织不断涌现，新兴媒体、虚拟世界为各种“社会人”“自由人”提供了发达的资讯，而基层基础建设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社会防控体系不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形势比较严峻。

2.中央出台“两个决定”为综治立法明确了方向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两个《决定》的发布实施，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决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3.综治机构的建立需要立法明确其职责

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作为协助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为加强深圳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1991年5月31日深圳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深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设立，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其职责和任务。

4.综治工作实际迫切需要立法提供法治保障

30多年来，指导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具有最高执行效力的依据就是上述“两个决定”。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法规出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还没有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面，这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不相适应。尽管中央层面至今尚未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国家立法，但中央有关部门指导综治工作开展的各类文件为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部分省、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各项有关工作部署，全面落实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加强和规范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结合深圳特区的实际，制定深圳特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规和相关配套措施成为必然要求。

（二）深圳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的实践

1992年，深圳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取得了经济特区立法权。为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健全和规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和深圳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