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人民法院的各项改革中，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无疑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地位、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专门部署，明确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方向。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改革精神，最高法院从2013年底开始，部署上海、深圳、成都等部分地方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深圳法院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首批试点法院，力求在深入总结各地法院近年来改革经验，吸收近年来审判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改革理论范式，并在深圳法院的改革实践中得以验证。

一 去行政化——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动因

（一）传统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之弊端

法院的基本职能是审判案件，这也是审判权力运行的直接目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行政化”的诸多因素，最终都要体现到裁判的形成过程中来，“行政化”问题的制度表现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定案机制”问题。

关于法院内部现行的定案机制，虽然各地法院实践做法有所不同，但目前普遍认为可以归结为一种“多层级、多主体、复合型的行政化”的定案机制。所谓“多层级”，是指法院内部从审判委员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长（组长）到法官，在裁判定案的权力上体现为明显的层级化配置，审判权力按层级从高向低逐级递减分配。所谓“多主体”，是指在裁判形成过程中，从承办法官、合议庭到院、庭长至审委会，包括本部门、相关业务部门的法官，多种主体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不同主体对案件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谓“复合型”，是指具体案件裁判往往需要法院内部多个层级、多个主体之间的沟通讨论，经过裁判、管理、监督不同职权之间的博弈，整合各方面意见，才能形成最终结论。所谓“行政化”，是指参与定案的复合博弈中，在各层级、主体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行政科层化特征和领导、服从色彩，虽然层级、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但本质上由上级决定。

（二）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行政化”的危害

“多层级、多主体、复合型的行政化”定案机制，实际上就是司法裁判的行政化决策模式，其危害性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损害程序公正。院、庭长和审委会等主要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决定案件，在不审理案件的情况下，实际掌握案件裁判权，这个决策过程“架空了整个法庭审理过程，使得几乎所有旨在规范法庭审判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包括回避制度、法庭质证制度、辩护制度、直接言辞原则、评议制度等，全部形同虚设，而无法发挥规范法庭审理程序的作用”^[1]，有违正当程序的现代司法理念，损害程序公正和司法公信力。二是损害审判独立。在这种定案机制下，案件的最终裁判权掌握在各级审判管理监督主体手中，合议庭、独任庭对案件的裁判权被不同程度剥夺，其经审理对案件形成的独立判断不具有决定性，作为法定审判主体的独立地位虚化，成为听令于上级管理者的依附性主体。三是权责不明。多层级把关、多主体参与定案，每一个层级主体的参与，都意味着审判责任的进一步分散，而由于这种参与缺乏程序刚性约束，存在很大随意性，同时权力边界和责任内容都不清晰，因此看似层层把关负责，实际都难以具体、确实地负责，最终一旦案件出现问题，审判责任难免虚化。四是影响审判效能。多层级、多主体参与定案，管理层级多、链条长，不少案件从承办法官、审判长、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到审委会，要经过五六个层级的讨论把关，这不但明显降低了具体案件的裁判效率，而且增加了审判管理的复杂性，无法及时应对审判工作的变化，减损了审判工作的整体效能。五是制约审判能力提升。在诸多上级主体参与决定案件的制度环境下，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官缺乏不断提升审判技能的内在动力和压力，很容易产生依赖心理，审判案件遇到难题习惯性地将矛盾上交，严重制约了法官队伍整体司法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理顺审理、裁判、担责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案件“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弱化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色彩，回归其本身的独立属性，这也是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动因所在。

二 改革的理论基础——“三权”结构和“一体两翼”配置关系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核心是“